三门峡与黄万里

Ⅰ 为什么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与泥沙有关

黄河三门峡工程的经验教训
2003年秋季渭河洪灾，中央电视台及各地报刊
竞相报道了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和工
程院院士、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呼吁：“三门峡水库
停止蓄水，不再发电”。掀起了社会上对水利水电问
题的一股浪潮。
有些文章指责前苏联设计院为我们所做的三门
峡工程设计是错误的。实际上，1954年，在中国政府
领导和所聘苏联专家指导下，黄河规划委员会所做
并经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全体代表举手通过的黄
河流域规划，在规划指导思想上就错了。为了要求黄
河下游“地上河”不再淤高，想把黄河的泥沙全部拦
蓄在三门峡水库内，使其下游“黄河清”，乃是为了下
游安全而损害上游渭河的片面想法。我国古代治河
经验的教训告诉我们，鲧治水以堵为主失败了；鲧之
子大禹治水以疏为主成功了，可以为鉴1
1954年所作的黄河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对于其
下游的主要工程—— 三门峡水利枢纽拟定正常蓄水
位350 rn，总库容360亿rn。，要淹没陕西关中富饶
平原及山西、河南农田13．33万hm (200万亩)，移
民60万人。当时考虑水土保持和支流水库拦沙作
用，设想到1967年减少一半泥沙，水库淤积寿命达
50～70年。据此交由前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代作初
步设计，他们认为到1967年减少50 泥沙太乐观，
正常蓄水位需提高至360 rn，以增加拦沙库容；如考
虑水库寿命100年，还应提高至370 rn；淹没损失还
要增加。
1957年讨论三门峡初步设计时，清华大学教授
黄万里提出不应建三门峡大水库拦沙，如一定要建
的话，要留有大底孔排沙；水电总局技术员温善章提
出正常蓄水位335 rn的低坝滞洪排沙方案；水科院
叶永毅等提出保留底孔排沙的意见。但设计单位担
心大坝不安全，没有接受保留底孔排沙的意见。1960
年11月～1961年6月，虽然苏联专家已撤走，我们
仍按原设计把12个导流底孔全部“堵”塞了。水库开
始蓄水，回水抬高三门峡水库的卡口—— 潼关河床
4 m 多，并形成渭河口的拦门沙，淤积很快向渭河上
延，到达离西安50 km 的赤水镇。淤积翘尾巴高程
达341 rn，比坝前水位332．5 rn高出8．5 rn，当时入
库流量仅5 345 rn。／s。如遇设计洪水22 000 rn。／s，
坝前达正常蓄水位350 rn，其回水势必将淹及西北
最大名城—— 西安市，当时也预计不足。陕西省紧急
呼吁，要求改变三门峡的运行方案。
1964年，周恩来老总理在北京召开治黄会议，
经过100多位专家讨论，多数同意对三门峡工程进
行改建，决定首先在岸边开挖两条大隧洞，并利用四
条发电钢管泄流排沙。但是，泄流排沙能力还不足。
1967年起又实行第二次改建，把1961年堵掉的底
孔在水下再行陆续挖开，以增加低水位的泄洪排沙
能力。经测验，位置较低的底孔比位置较高的隧洞、
深孔和钢管的排沙能力好得多，进口底高程280 m
的底孔排出浑水的含沙量为进口底高程300 m 深
孔的1．35倍；前者排出的泥沙中值粒径为后者的
1．43倍，底孔排出的粗沙含量为深孔的2．4倍。
通过两次改建，虽然坝前蓄水位降低了，但潼关
卡口淤高仍徘徊在4～5 m 的情况改变不大，可见
水库内泥沙淤积容易而冲刷很难。渭河下游仍大量
淤积，也形成了“地上河”，经常引起洪涝灾害，虽经
40年的改建、另建小浪底水库和渭河治理，至今还
难以解决。

上世纪9O年代以来三门峡库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① 河
道侵蚀基准—— 一潼关高程长时段居高不下；② 河道来水来
沙量大幅度减少；③河道泥沙淤积仍在发展；④ 渭河下游河槽
萎缩、过洪能力锐减；⑤ 河道崩滩塌岸严重，自然裁弯现象时
有发生；⑥ 河道洪水位抬升、滞洪时间延长，中小洪水成灾机
率增大；⑦ 河道平水期常流量偏少甚至断流，河道水污染严
重。库区泥沙淤积的具体情况是：自1990年汛后以来，库区
黄、渭、洛河淤积泥沙9．1 668亿In。。其中，潼关以上淤积7．
819亿In。；潼关以下淤积l_3849亿In。。1990年汛后至2000
年汛后，黄河小北干流淤积泥沙3．6451亿In。，占建库以来泥
沙淤积量21．674亿In 的16．8 ．占“蓄清排浑”运用以来淤
积量6．1737亿In。的591O ；渭河下游淤积泥2．6266亿m。．
占建库以来泥沙淤积量13．3199亿In。的191 7 ，占“蓄清排
浑”运用以来泥沙淤积量3．0132亿In。的87．2 ；北络河下
游淤积泥沙量1．4834亿In。，占建库以来泥沙淤积量2．9065
亿In。的52．0 ，占“蓄清排浑”运用以来泥沙淤积量1．6256
亿In。的92．9 。

Ⅱ 三门峡与黄万里

黄万里，早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获得该校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曾因反对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而被错划成右派，是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黄万里主张从江河及其流域地貌生成的历史和特性出发，全面、整体地把握江河的运动态势；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把因势利导作为治河策略的指导思想。他的这一理论，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他一生坚持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及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并不是因为他是头长反骨的人，而是源自其水利的基本理念和对中国水资源的正确评价；但他的治黄策略及对于三峡工程的意见均未被决策者采纳；在被“平反”以后，他多次向中央去信，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黄万里教授生前曾说过：“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历史已经证明了黄万里教授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正在证明着他对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可惜他的正确理论没有因为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彻底失败和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错误而树立起来，中国政府还在继续错误的水利政策。

Ⅲ 有谁知道黄万里其人其事，具体介绍一下

队补充问题的答复：
老先生的书好难找！！！！！
但还是被我发现了
黄万里文集 本文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http://www.xiu.com/book/000/003/124/341/.htm

黄万里是著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之子。1937年从美国学成归来，先后在四川、甘肃、东北从事水利建设。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他从黄河实际情况出发，批评苏联专家的规划和设计，反对在三门峡修建大坝。1957年，因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针砭时弊，被打成右派。黄万里历经磨难，22年后才得以平反昭雪，重返讲台。本书收集资料历时2年完成，力争还原历史、再现黄万里这位中国水利界马寅初陈寅恪式悲剧人物的风貌。

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是黄万里教授去世五周年、八月二十日是九十五岁冥诞的纪念日。黄万里教授反对建设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和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并不是因为他是头长反骨的人，而是源自其水利的基本理念和对中国水资源的正确评价。

没有院士头衔的学科泰斗

在中国，大家都以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现在又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都是最有学问的人，要是两院院士，那更是了不得了。事实是，在中国，最有学问的科学家，他们都不是院士。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教授，原清华大学水利系黄万里教授，他们都是中国最有学问的科学家，但都没有院士的头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给中国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巨大问题，现在大家都有认识——错批马寅初，“多生几亿人”。当时和马寅初教授有同样意见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但是在政治高压下，能坚持自己观点、敢于说实话的，只有马寅初教授一人。

黄万里教授生前曾说过：“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一九五七年，黄万里教授舌战群儒七天，反对建设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难道别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不知道泥沙会在水库淤积这个最简单的道理？黄万里教授被打成右派，失去了教书的权利。一九九二年后，黄万里教授六次给中央领导写信，陈述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永不可建的道理。难道别的科学家就不知道泥沙砾石首先是在水库尾部淤积，会淤塞重庆港，会加大水库的水力坡度，会淹没重庆部分市区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历史已经证明了黄万里教授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正在证明着他对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可惜他的正确理论没有因为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彻底失败和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错误而树立起来，中国政府还在继续错误的水利政策。

在中国，要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有学问还不够，还要讲真话，不怕政治和学术上的打压，坚持反对错误的决策，甚至要冒着生命的危险。马寅初教授和黄万里教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没有院士头衔的学科泰斗，是斗士，是英雄！

中国水生态环境到如今这个地步的原因

对于黄万里教授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和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意见，读者了解比较多。对于他的水利理念和水资源的评价，大家了解得比较少。要了解黄万里教授的水利理念，要从中国水生态环境谈起。

中国现在的水生态环境如何？有人曾这样总结过：患水多（洪涝灾害），患水少（旱灾），患水脏（污染严重）。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女士重复了这句话，便成为官方的版本。其实水生态环境的现状是：河流正在和已经丧失自我调节能力，湖泊在消失或是丧失自我调节能力，海洋污染严重，地下水过量开采和受严重污染……一句话，水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面临死亡的威胁。

那么中国五十多年前的水生态环境又是如何呢？江曾经说过，他在上海上大学时（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苏州河的水还是干净的。胡也曾经说过，他小的时候经常在泰州城河里游泳。可见那时的小生态环境比现在好许多。

为什么经历了五十多年后，中国水生态环境会有这样悲惨的结果？原因之一“不听黄万里的话，毁了中国的母亲河”。如今中国水生态环境的现状将危害子孙后代。水利理念的错误，对中国水资源的错误评价，导致了错误的水利措施；错误的水利措施，破坏了水生态系统。中国的水利是江河湖泊开发过度而保护不足。有人把百分之十五作为自然河流开发的上限，英国的水资源学家罗宾．克拉克则认为，自然河流开发程度百分之五——十，不会发生问题。欧洲河流开发程度一般都保持在这个标准之下。中国的河流，开发程度有超过百分之一百的，如黄河、海河、辽河等，开发程度越高，患水多水少水脏的问题就越严重。近年来，在长江的开发速度加快，二○○六年长江被列为世界上受破坏最严重的河流。这种对水资源的掠夺性的开发，来自于“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的恐慌和对自然的过分要求。

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吗？

在中国，一谈到水资源，就会冒出这样的论点：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这个论点构成了中国许多水利工程的理论基础，比如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大西线调水工程等等。

什么是水资源？如何计算和评价一个地区的水资源？张光斗先生在《我国水资源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和陈志恺合作）一文中，将水资源定义为该地区降水所形成的地表径流和地下水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中国的水资源为二八一○○亿立方米，总量占世界六分之一。但是按人口、耕地平均，人均占有量是世界的四分之一，亩均占有量是世界的四分之三。根据张光斗先生的这个定义，对中国各河流流域、各省市的水资源进行了计算。这个水资源量的计算也就成为国家众多重要决策的基础。

为了解释这个水资源的定义和计算是错误的，在这里先提两个最简单的问题，请读者思考。第一个问题是，北京和上海比，哪个城市的水资源多？第二个问题是，江苏和新疆比，哪个地区的水资源多？

根据上述定义，北京的水资源总量是四十点八亿立方米，而上海的水资源总量只有二六点九亿立方米，北京的水资源总量比上海多一三点九亿立方米，约是上海的一倍半。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为三七五点七立方米，而上海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二○一点二立方米，北京的人均水资源比上海多一七四点五立方米，是上海的一点八七倍。新疆的水资源总量是八八二点八亿立方米，而江苏的水资源总量只有三二五点四亿立方米，新疆的水资源总量比江苏多五五七点四亿立方米，约是江苏的二点七二倍。新疆的人均水资源量为五七七三点七立方米，而江苏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四八○点九立方米，新疆的人均水资源比江苏多五二九二点八立方米，是江苏的十二倍！（刘昌明、何希吾等：《中国二十一世纪水问题方略》，以上资料为一九九六年数据）

人们常在报纸和杂志上看到这样的数据：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为全国水平的八分之一，是世界水平的三十分之一。但是为什么不报道，从同样的水资源计算出发，上海的人均水资源量为全国水平的十二分之一，是世界水平的四十五分之一？人们知道新疆是干旱地区，有许多沙漠，而江苏是水乡，河流湖泊众多，怎么可能江苏的水资源少，条件差，新疆的水资源反而多，条件反而好？

如果张光斗先生的水资源的定义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需要的不是南水北调，而是北水南调了，因为南方的上海比北方的北京更缺水，江苏比新疆更缺水。更没有从长江通过五条渠道（东线、中线各一条，西线三条）向北方调水的道理，因为不但上海、江苏人均水资源量少，就是安徽、湖北也在全国水平之下。

“中国是全世界水资源最丰富的大国”

一反“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的观点，黄万里教授在《增进我国水资源利用的途径》和《论降雨、川流和水资源的关系》中提出：

“我国是全世界水资源最丰富的大国，其时空分布也较合适。这可以从水文气象原理、实测有效雨量和引用川流，及人口实用水量统计几方面来证明。我国在各地区耕地上无霜期内所利用的有效雨量与引用川流量所合成的水资源总和，在全球为第一，所谓第六位是指剩余的川流。”

黄万里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了水资源定义的三大错误：第一：只计算地表径流和地表径流形成的地下水，而忽略降水的作用；第二：忽略水和热、光、土壤等条件的空间和时间的组合；第三：忽略客水的作用。

黄万里教授在《增进我国水资源利用的途径》一文中通过中国和欧美的对比，给读者一副清晰的图像：

“我国东部平原是广阔的可耕地，在北纬二十度到四十五度之间近海降水量自二千毫米向北递降至五百毫米。北京处北纬四十度多，年平均降水量有六百毫米左右，对比西欧北纬五十度上下的西欧各国首都，巴黎六百毫米，伦敦、柏林、华沙、莫斯科五五○毫米，大致相近，主要是由于我国大平原的纬度较低之故，而北纬四十度的马德里也只有四二五毫米，再南上海增至一千毫米，香港、广州约二千毫米，雨量之多更非欧洲各国可比了。至于东京有一七五○毫米，因它原属岛国；美洲西岸的温哥华有一○五○毫米，旧金山只有五二五毫米，大陆中部的丹佛只有三百毫米，东岸的纽约则有一○七五毫米，因其濒临大海，地近半岛之故。印度德里处北纬二十八度，也只有六五○毫米。美国南部的新奥尔良濒海，北纬三十度，稍北于我广州，也只有六五○毫米。所以，对比世界各地，我国的水量是丰富的，主要是地理位置，濒海地纬较低，至于比纬度相近的各地雨量也较多，则另有其他原因。”

笔者居住的德国莱茵——鲁尔区，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之一，人口密度和中国长江三角洲相仿，年降雨量和北京相仿，同属于半湿润地区，却不曾有如北京的缺水情况。虽然北京是中国最“缺水”的地区，北京二○○○年的人均生活用水每人每天三二二升，是德国一二九升的二点五倍。

北京地区的降水量为九十九点九六亿立方米，而计算为水资源的只有四十点八亿立方米。在中国用水的三大项目（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中，农业是最大一项，就是北京也是如此。降雨对于农作物生长至关重要，一部分被农作物和植物吸收然后蒸腾，这是农业用水的一个大头，虽然未形成地表径流，但这也是水资源一部分。

黄万里教授指出，中国的降水大部分发生在夏季气温高、作物盛长的时期，而很少发生在冬季有霜期，作物不生长的时期，这就是水资源年内分布得合适。对比与华北平原同纬度欧美国家，降雨在年内分布比较均匀，冬季降水不少，但在有霜期，农作物不生长。所以在这些国家农作物只有一年一熟。而中国的水、热、光、土壤条件的结合，可以一年两熟。所以说，我国水资源不但总量丰富好，而且年内合适的不均匀分布也好。当然黄万里教授也指出了中国春夏交际之时，降水不足的缺憾。

水资源条件是人类文明产生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人类在别的星球上寻找生命，首先是寻找在那里是否存在水。非洲埃及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那里是尼罗河三角洲，水资源条件好，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但是按照张光斗先生的水资源定义，那里的水资源条件是世界上最差的。开罗年的年降雨量只有三毫米，无法形成地表径流，所以水资源总量为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也为零。但是，埃及文化怎么能在这个水资源总量为零的地方发展呢？正如黄万里教授所指出的，依赖的是尼罗河的流水。“尼罗河长约五千公里，其流域面积极广大，相当于埃及地区和尼罗河三角洲不知要大多少倍。按阿斯旺导出的年流量可以代表开罗下游三角洲的水资源。这些水都是从外地来的，称客水资源。”

再看北京，当初北京被选作京城，是因为北京的水资源好。北京大学地理系侯仁之教授对此有专门的论述。当初皇帝看中的是靠近永定河的这个有利区位。评价北京水资源条件，不能不谈永定河的水资源，不能不谈客水资源。现在北京供水的很大一部分依靠密云水库。评价北京水资源条件，不能不谈潮白河的水资源。没有永定河，当初北京就不会被选作京城；没有潮白河，中央政府可能早就迁都别处了。

最后看看上海，上海市政府要把上海建设成世界的经济金融中心，其基本条件之一就是上海的水资源好。按照张光斗先生的水资源定义，上海水资源条件比北京还差许多，这个世界的经济金融中心怎么打造？评价上海的水资源条件，不能不谈客水资源，也就是长江、黄浦江等河流的水资源。

政府推卸责任让百姓怨天

黄万里教授正确地指出：“当地年降水量是主水资源的指标，它乘以地区的面积就是主要水资源量；而从外地引来的径流乃是客水资源。其量决定于外地的水文条件，两者皆不可废。必须指出的，决定客水大小的仍是外地的年降水量，它总是水文条件的主宰。我国的水资源情况是，不仅主水——年降水量充沛，而且客水也丰富，主要是由于客水的乘雨面积大于主水面积的几倍。因此，本地降水不够，尽可引用河水。”

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吗？回答是否定的。就是从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来看，中国和德国的情况基本一致。是错误的水利理念，错误的水资源计算，导致了错误的措施，以致造成患水多（洪涝灾害），患水少（旱灾），患水脏（污染严重）的局面。那么为什么要高喊“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呢？这是政府推卸自己的责任，让老百姓去“怨天”，而不要“怨人”的最后途径。

Ⅳ 为什么反对三门峡工程和三峡工程啊

反对三门峡是因为泥沙淤积，三门峡水库投入运营四年后就开始淤积严重，河水开始沼泽化，两岸30万大移民也没安置好，生态受此影响很大，农作物基本荒废，后期也无法治理了，当年的主要反对者就是黄万里教授，被他言中了。反对三峡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担心泥沙淤积，也有其他方面，比如生态环境的影响（不过本人认为三峡对生态只会有利不会有害），水生鱼类的濒临灭绝，文物古迹的损害，还有百万大移民的安置，主要就是这些弊端，所以会有反对的声音。但总体来讲三峡工程还是利大于弊。

Ⅳ 黄万里针对三门峡电站建成后。会产生那些问题

可以网络一下，文章比较长

Ⅵ 为什么三门峡水库会给给黄河上游人民造成了灾难

前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表示：“这个大坝确实是一个愚蠢的错误。”陕西省是三门峡工程及其后果最为直接的受害者。“我们应从科学的角度考虑所有这些工程，如果不科学，我们就不应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我认为，这个工程非常愚蠢。”
多年来，安启元一直大力游说，希望拆除这个大坝。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在最高权力走廊中得到附和，甚至包括那些三峡工程的坚定支持者。
唯一认为三门峡大坝有好处的人，是生活在大坝附近农村地区的基层共产党官员。他们忠实地遵守着已经过时的党的方针，认为大坝的好处多于负面影响——这与目前三峡大坝的口号一致。
安启元表示：“三门峡大坝给生活在黄河附近的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些灾难远远超过大坝在某一时期可能带来的好处。”
三门峡以及其它考虑欠妥的水电和调水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水资源短缺现象不断恶化，引发了土地争议。
三门峡大坝一完工，混浊黄河中的沉积物就开始堆积，导致政府不得不在几年后重修大坝。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破坏性洪水频发，黄河被称为“中国的悲哀”。
尽管工程在上世纪60年代彻底重建，但泥沙淤积仍在继续并向上游蔓延。修筑大坝本来是为了防范洪水，但大坝自身却最终导致洪水暴发。毛泽东当时曾生气地宣布，如果大坝没作用，就应炸掉它。当时，超过40万人被迫搬迁，为大坝和水库让路，其中许多人生活在附近城镇类似贫民窟的环境中。
随着泥沙不断淤积，且工业用水过度导致黄河流量减少，大量耕地重新浮出水面，促使许多农民回到耕地上，勉强维持生计。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正式将大量搬迁农户重新迁回原籍，但多数人分到的土地大大少于20多年前他们留下的土地。
“政府让我们离开土地时，我只有十几岁，等我们回来时已是1986年，”生活在水库地区的60岁的农妇刘翠英（音译）说道。“我们只是要求得到以前属于我们家的土地。如果我们得不到应有的土地，我们怎么生活？”
在三峡地区，至少130万移民的重新安置问题引发了土地争议，政府曾多次镇压。一些官员担心，就像三门峡的例子那样，由于移民难以适应新的环境，问题将恶化。
三峡工程的批评者警告称，三门峡工程许多最糟糕的环境影响可能也会在这一新工程上重演，包括泥沙淤积、长期污染以及洪水愈加泛滥。
如今，三门峡大坝仅偶尔发电，发电量也很小，而在建设之初，官员们却声称，该大坝将提供全国电力需求的三分之一。
三峡大坝也有类似的豪言壮语，高官们称，三峡大坝将提供全国电力供应的十分之一。然而随着电力需求飙升且大坝的诸多缺陷开始显现，这些豪言壮语已悄然沉寂。
武汉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的水资源管理专家伍新木表示：“全球已进入一个后大坝时期，三门峡大坝明显是一个错误。”
“我们应从三门峡工程中吸取教训，考虑建设大坝的长期影响，而非短期利益。”

Ⅶ 有谁知道有关于“三门峡”和“三门峡水库”的资料

三门峡市位于河南省西部边陲，豫晋陕三省交界处，东连洛阳，南接南阳，西与陕西省接壤，北隔黄河与山西省相望。总面积10496平方公里，地貌以山地、丘陵和黄土塬为主， 其中山地约占54.8% ，丘陵占36%，平原占9.2%，可谓“五山四陵一分川”。大部分地区在海拔高度300至1500米之间，位于灵宝市小秦岭老鸦岔脑峰海拔2413.8米，是河南省的最高峰。三门峡市区座落在黄河南岸阶地上，三面临三门峡水库，形似半岛，素有“四面环山三面水”之称。
-- 三门峡水库
黄水在河南省的潼关至孟津，也即陕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力，冲出三路山口。后人把这三道激流，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鬼门”，即三门。而在三门之间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则分别被称作人、神、鬼三岛。
自西汉至民国，黄河一直是航运大河。在黄河弄舟，搏击于湍急浑浊的黄水中，几成中华民族与命运搏斗的象征。三门峡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黄河水在这里奔腾咆啸。没有人注意狭窄的河床和河床下坚固的花岗岩，可成为拦河打坝的基础，直到20世纪。
20世纪是人类以自己的贪婪和胆大妄为向自然界挑战的开始。水的巨大势能，惹动一批又一批自以为有了点本事的人的遐想。三门峡在整条黄河上太独特了，不但有坚固的河床,还可控制92%的流域面积上所产生的洪水和泥沙，不由的不被频频提起。
终于，美丽神奇的三门峡，作为黄河的出山口，在它扼守百万年之后，终结在浅识而鲁莽的人类之手。
◆ 三门峡水库上马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年底，《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米；
主要任务：
①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为8000立方米／秒；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
②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③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
④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
⑤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巨大的综合效益（——与三十多年后的三峡大坝论证结论相同）。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①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移民60万。
②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147亿立方米（总库容的2／5），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25－30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25－30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目标集中到“上游减沙”上。只要黄河上游不再来沙，水库淤积的问题岂不就不再是问题？
但如何减沙呢？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上游水土保持住了，沙就不会流到黄河里了。所以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然而浪漫家们的“水土保持”是在书面上实现的。在向苏联方面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1967年，来沙可减少到50％；50年之后，可减少100％。连以豪迈著称的“苏联老大哥”对这种数据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提出的修改意见是：“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就象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样，笔下一动就将1967年来沙改为“减少20％，50年后减少50％”。
今天，也就是从那时算起40年之后，如果你有机会去陕西、山西的黄土高原看一看，你会看到水土流失有增无减；而如果你接着旅行到豫、鲁一带，看到的是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1975到1990的15年间，断流19次。近年则一年就断数次。
1955年夏天，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门峡工程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了世界一次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有任何政治冲动。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和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名刚从学校毕业，那时才25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交到掌握着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他们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
谋者所重。1991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30多年前无大差别；他们在自己更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 三门峡的“捷报”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
1960年6月，坝筑到了340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9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1961年2月9日，当坝前水位达332．58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各路英雄争论不休，拿不出个准主意。然而工程还在继续。
1961年4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353米。10个月后，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从表面看，工程建设按设计完成。被大坝拦阻的河水静止下来，泥沙沉到了库底。没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流出，坝外实现了“黄河清”。
报纸照例大报喜。但在三门峡主事的几位，却是怎么也喜不起来的，因为不但移民的燃眉之急并未解决，在这自蓄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4．5米。从秦岭下来的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已变成“来水宣泻不畅”，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
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老百姓只见自己的土地年年减产，不知原因何在？？他们的土地实则因为水库蓄水已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最糟糕的问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己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1962年3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刚刚披红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只好被拆迁到湖北的丹江口电站去。
运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受害严重的陕西省再也不能再容忍下去，在1962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换句话说，就是让黄河按照原来没有大坝的方式流！
为了申诉自己遭受的灾难，陕西地方官绕过以和稀泥著称的的周恩来，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
◆ 三门峡改建
只好对原来的工程进行改建。三门峡改建的第一期方案是：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么说不够直观，不好理解，可这样想：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1957－1960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2年之后开始出事，4年以后要承受不住，但大坝已经“巍峨耸立”在那儿了，既然不能炸，只好用加管和开洞的办法，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亲自参与改建方案的敬爱的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然而谁都能看得出，这是一个救急方案，毫无浪漫可言。
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到了1969年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指挥刘建勋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汗“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更具体他说，是期求当水位在315米时，把水和沙往下排，将泄流量加大到10000立方米／秒。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安全，此时已无人再提，只要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打开原1－8号施工导流底孔（这些孔是黄万里先生曾经坚决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用，而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按苏联设计用混凝上堵上的。每个洞被重新掏开都要花费上千万元）；同时，将改建过的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13米，变成“低水头发电”。这样一来，原本设计的大功率水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改用5万千瓦的小发电机。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1973年12月，挖开了8个施工导流底孔，当坝前水位为315米时，泄量由6000立方米／秒增至9060立方米／秒，运用原则变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3米多。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60多万亩，约5万返库移民受灾，近3万人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还将遭受巨大灾害。至于下游的淤积情况，1985年丁六逸在《三门峡水库及运用》中写道：

（改建后），由于这几年水库敞泄，小流量时库水位很低，库区冲刷后，形成小水带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至于三门峡工程本身，蓄水不到5年，库容损失一半，曾几何时挂在嘴上的综合效盖：发电，灌溉，航运（维持下游水深1米）全都落了空。
如果读者以为改建后的三门峡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话，又错了。
以上只是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水库淹没损失。最初按360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333万亩，迁移90万人；后来，1958年，周恩来总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运用定为335米时，还要淹没耕地85．6万亩，移民31．89万人；后来，库区塌岸发生，移民又增加了8．49万人，实际总数达40．38万人。他们当中，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的共3．99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迁来迁去，现已大部迁回。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塬、沟壑区的12．11万人，也因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
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几十万人，20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他们为返回家园而进行的斗争一直在持续。最终，因为三门峡大坝降低了原来的蓄水高程，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可他们原本世代耕种的肥沃土地已被黄河泥沙厚厚地覆盖。许多地方，已经被军队和国营农村捷足先登地占据。他们又不得不开展旷日持久的斗争，要求退还他们被占据的土地。
◆ 小浪底又上来了
改建后的三门峡，将与没有修建水库前的自然情况无大区别。三门峡努力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工程初衷——“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
折腾了30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情况！
这时，当年建三门峡时的初衷——改善黄河下游河道的淤积和防洪靠什么来实现呢？读者读到下面一段活时，不知作何感想：
……但是，因为黄河洪水、泥沙尚未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的威胁越来越大，防洪形势更加险峻……综合效益……解决黄河洪水威胁显得 更为迫切……
有点耳熟，是不是？这和当初论证三门峡上马的口径几乎一模一样。但这已经不是在说三门峡，而是另一座黄河上的新坝——小浪底。当年三门峡工程没有做到的，这回又全交给位于三门峡下游的小浪底了。小浪底总库容126．5亿立方米，也要搞拦沙减淤，据说能对黄河下游减淤20年左右。黄河上的浪漫派们这回又有新宠了。
小浪底的前景又会是什么呢？
还有三门峡水库该怎么摆？当初把话说得那么满。不过这区区小事是难不倒掌握了舆论宣传工具的当权派的。三门峡工程依旧伟大，因为它显示了“黄河的造地功能”？？固然淹没了土地，但由于淤，又造出新地。当然还有浩淼的人工湖泊，引来了美丽的白天鹅云云。
◆ 帐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在中国至今不容许公开切实讨论。
不过帐总是需要算的。先让我们看直接经济损失：
①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着，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③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
③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
④当时多迁移的30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15万人；
⑤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碱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修建的防护工程；
⑤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碱化而导致的减产；在“蓄水拦沙”时期，因下放清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
这些，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
①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50多万亩；
③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
③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还不必说时间上的失误：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防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设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施；哪怕仅仅投入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上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域的情况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那么，为什么呢？究竟什么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专长的中国人跌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
◆ “黄河清”
1964年，决定三门峡第一次改建的时候，周恩来的解释是：
看来，1958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1955年人大报告黄河清把我压的。1958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为什么会“急”？头脑为什么会发热？“黄河清”这三个字怎么会造成压力？为什么在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会“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到底
是把什么放得过重，因此要牺牲掉其他呢？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1980年代未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迷”们等同，也就是说，我不认为他们也像那些邓小平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1989年春亲眼见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工程筹备组的豪华进口车队，还有他们在北京为自己盖的成片住房。按1989年初的估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不下4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达到的技术成就面前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那么，当时的政府？？或者说党？？的决策者们呢，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还有大救星毛主席，他们图的是什么呢？
1964年6月和12月，周恩来说过这么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
这反复被提到的“黄河清”，出自自古以来的一句话，知道的人马上就能跟着念出随后的那三个字：“圣人出”。
——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后面三个字上面。
三门峡的上马，说出来的理由是为了“黄河清”，而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为了证实“圣人出”。自古谁能让黄河清？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么，谁是圣人不就是清楚了吗？！
不要说1950年代，就是今天，整亿中国人也还生活在企盼明君的历史阴影里。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不绝书，实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这种封神式的祭祀，当时从上到下所怀着的主要驱动力，其实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使用的语言是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人民被圣人作主。而当全国的资源得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Ⅷ 三门峡大坝与三峡大坝有什么区别分别在那个省

1、位置不同。

三门峡大坝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区东北部。三峡大坝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境内的三斗坪。

2、修建时间不同。

三门峡大坝于1957年4月破土动工，1961年大坝主体工程基本竣工。 三峡大坝于1994年12月14日正式动工修建，2006年5月20日全线建成。

3、大小不同。

三门峡大坝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三峡大坝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有史以来建设的最大的水坝。

4、发电能力不同。

三门峡水电站现有装机41万kW，年发电能力可达14亿kW·h。三峡大坝左右岸安装32台单机容量为7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安装2台5万千瓦电源电站，其2250万千瓦的总装机容量为世界第一。

Ⅸ 谁能提供贺敬之的诗《三门峡》全文

全文：

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天上来”！

神门险，鬼门窄，人门以上百丈崖。

黄水劈门千声雷，狂风万里走东海。

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东去不回来。

昆仑山高邙山矮，禹王马蹄长青苔。

马去“门”开不见家，门前空留“梳妆台”。

梳妆台啊，千万载，梳妆台上何人在？

乌云遮明镜，黄水吞金钗。

但见那，辈辈艄公洒泪去，却不见，黄河女儿梳妆来。

梳妆来啊，梳妆来！——黄河女儿头发白。

挽断“白发三千丈”，愁杀黄河万年灾！

登三门，向东海：问我青春何时来？！

何时来啊，何时来？……——盘古生我新一代！

举红旗，天地开。史书万卷脚下踩。

出处：出自中国著名诗人贺敬之的《三门峡歌 》。

(9)三门峡与黄万里扩展阅读：

背景：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形势日益恶化，滋阳简师被迫南迁，同时学校决定一些年龄小的学生返乡。诗人臧克家率领第五战区文化服务团来到学校，这成为学校的一件盛事。当时臧克家只有34岁，携带夫人一起来了。

第一次见到真正诗人的贺敬之感到诗人是那样高大，一股神圣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听说臧克家是山东人，听到乡音，他又倍感亲切和自豪。

在欢迎臧克家的仪式上，贺敬之生生地挤到人群的前面，他的目光紧紧跟随着诗人，聆听着诗人亲切而实在的乡音，饱览诗人演讲时的激昂场面，痴看诗人演讲时的手势，就连诗人的片言只语都深深记在心头。

当时，贺敬之非常喜爱诗人田间的抗战诗，诗句短小，铿锵有力。为了能随身携带田间的诗集，他把诗页上的天地空白都剪了去，可见他对田间的诗歌酷爱到什么地步。臧克家一来，贺敬之对诗歌更加神往了。

1938年底，贺敬之随着流亡的师生由湖北均县出发，步行经过陕南，绕道进入四川。这时学校已改名为国立六中，总校设在绵阳，贺敬之所在的一分校驻梓潼县城内。这时的贺敬之已逐渐成熟起来了，在梓潼，他更加积极地参加救亡活动。

他和本班同学办了一个“挺进读书会”，还发起创办了一个《五丁》壁报，阅读进步书报，议论时局。从15岁到16岁这一年之间，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进步的政治、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中外进步的革命的小说和诗歌作品。凡是他得到的诗集，他几乎全部都能记下来。

主课之外的民主空气，进步的书刊，革命的诗歌，渐渐成为贺敬之生活中的主食。他开始学习写散文、小说、诗歌，开始向重庆、成都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报刊投稿，其中就有《三门峡歌》，并多有作品被采用刊登。对于文学创作的兴趣爱好，奠定了贺敬之一生从事这项职业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