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贴金箔
Ⅰ 佛像怎样贴金
传统贴金技法
传统贴金技法制作出的工艺品贴金效果不尽相同，主要在于它们处理底漆所使用胶水的配制不尽相同， 现在常用的胶水主要有水溶胶和牙膏胶这两种。水溶胶比较容易配制和操作，但是贴金效果一般没有牙膏胶的黄金质感好。使用牙膏胶溶剂是直接在贴金对象的表面打胶后贴金不作保护漆，真实地体现黄金的原色，缺点就是不经碰撞，稍微用力刮擦就能把表层的金箔刮掉。以前的工艺也曾在金箔表面涂上清漆加以保护，但是就不能体现黄金的原色了。 高强度贴金技法 高强度贴金技法是在金箔表面涂上高强度保护漆，经常用有高光和亚光两种。采用这种贴金技法生产的工艺品，耐摩擦刮蹭、防酸碱腐蚀的性能和保护周期保护漆的质量有很大关系。保护漆的透明度高低直接影响黄金质感的效果。http://www.hudong.com/wiki/%E4%BD%9B%E5%83%8F%E8%B4%B4%E9%87%91
Ⅱ 夏商时期的漆器有哪些特点
关于漆器的记载，比较早的有韩非子的《十过篇》：“禹做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画其内。”这就是说，大禹时期，也就是夏朝做的漆器，外面是黑色的，里面用红色漆画出纹饰。
夏商时期，漆器已经被广泛应用。夏商漆器品种以生活用具为主。夏代漆器器形有鼓、筒形器、觚、盒和漆棺等；漆器上的纹饰主要受当时陶器和青铜器的影响，以动物纹样和几何纹样为主。如在河南省二里头典型的夏代遗址中，就发现有装饰兽面纹的漆器。
夏代漆器的胎骨，只有木胎一种，其制作工艺继承了前人的方法，如觚、钵、豆等都是采用挖制和斫制相结合，并出现了新的雕刻工艺。
如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雕花漆器的残片，虽然已不再是成品的面貌，但仍然可以确定当时漆技术已经用于日常使用的多种器物中。
在辽宁省敖汉旗大甸子墓地有30多座夏代墓葬，都发现了漆器或漆器碎屑，器形有觚形器、筒形器等，并有经过加工的松石片、蚌片、螺片发现，说明当时已经有镶嵌绿松石和螺钿的漆器。
夏代之后，漆器的品种逐渐增多，殷商时期漆器的制作工艺水平在稳步发展，用途也在慢慢扩大，而且漆器的造型、纹饰深受青铜文化的影响。
商代漆器品种以日常用具为主，器型有盘、觚、钵等日常用品，乐器有鼓，兵器有盾、甲、马车，丧葬用的有棺椁等，并出现了长方形和圆形的漆盒。
商代漆器上的纹饰以动物纹样和几何纹样为主，如饕餮纹、雷纹、蕉叶纹等纹样，漆色为红、黑两色，一般以朱漆为地，用黑漆涂成花纹，并能在漆里掺杂各色颜料。
还出现了镶嵌工艺和贴金箔技艺，即在有些器物的花纹上还嵌有磨制成圆形、方形、三角形的嫩绿色松石，还有一些器物的表面贴有金箔。
如在一件商代漆盒的朽痕中，发现了半圆形的金饰薄片，其正面阴刻有云雷纹，背面遗有朱漆痕迹，可能是漆盒上的金箔，这表明最早在商代金箔已用于漆器的装饰。
商代漆器的胎骨有木胎、陶胎和铜胎3种，其中以木胎为主，陶胎、铜胎则少见。
商代的漆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在商代中期的黄陂盘龙城遗址发现有一面雕花、一面涂朱的木椁板印痕，河北省藳城台西遗址出土的漆器残片中，有的雕花涂色加松石镶嵌。在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发现的漆绘雕花木器中，还有蚌壳、蚌泡、玉石等镶嵌。商代漆器的发现地主要集中于河南安阳殷墟，同时在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一带也有发现。
河南省安阳殷墟的商代漆器均不完整，只有木器雕刻和带有朱红色印痕的泥土，在精致的花纹间，镶嵌有各种图案的骨雕、椭圆形小蚌壳。这些朱红雕花木器，是我国较早的漆器纹饰印痕之一；骨雕和蚌壳，是我国较早的漆器镶嵌实物之一。
殷墟武官村商代大墓中，发现了很多雕花木器的朱漆印痕，虽然木器已腐朽无存，但印在土上的朱漆花纹还很鲜艳。同一地点的虎纹石磐两侧，各发现一处方形印痕，据分析，是磐架方座漆绘的纹饰。
漆器在殷人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普遍，在殷墟西北冈王陵的一座墓中发现一件圆形漆盘内，有漆豆7件，并且还发现髹漆的“抬盘”。
西北冈商代墓葬中的花土，还能清楚地看出上面绘有云雷纹、龙纹、虎纹、饕餮纹，部分花纹还镶嵌有刻着涡纹的蚌泡。
殷墟漆器也有皮革为胎骨的，在另一座王陵大墓南墓发现有两件“皮甲”，其上用漆涂饰出美丽的菱形和卷枝纹图案。
殷墟漆器最常见的兑漆颜色是红、黑、黄、白四色，这也是晚商木棺外表的常见颜色。兑色后的漆常常用来进行彩绘。不少殷墟墓葬中的棺木外表可以看到白地红彩、黑地红彩或红地黑彩的花纹装饰，但图案全形多不可辨。
小屯西地还发现过漆绘陶片和用于镶嵌漆器的材料如蚌片、绿松石片、龟片等细小饰物。
河北省藁城台西村遗址中发现的漆器最能代表商代漆器制作的水平，残片大小不一，原器为盘，为盒，尚能辨认。木胎，朱地黑纹，饰有饕餮纹、夔纹、雷纹、蕉叶纹等图案，有的花纹上还嵌有经过磨制的圆形、方圆形、三角形的绿松石，有的贴金箔。
大部花纹经雕刻后施髹饰，故表面呈现美丽的浮雕。在已发现的商代漆器中，以这些残片的髹饰工艺最为精美。
湖北省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黄陂盘龙湖畔，是商代前期城市遗址，建于公元前15世纪前后。在遗址中，发现有涂朱的棺椁椁板板灰，推测此时的棺椁可能已用漆髹饰。
湖北省阳新的白沙遗址商代文化层，也发现有缠丝线黑漆柲，残长14厘米，最宽3.7厘米，木胎，斫制。木秘握手处凸起五层丝线，构成细密的方格云雷纹，每组图案为四层方格纹和一个十字纹，一端边缘横缠丝线。通体髹黑漆。
河南省罗山蟒张乡天湖村墓地中共发现漆器9件，器形为碗和豆。其中有一件商代缠丝线黑漆木桃，残长16.5厘米直径2.5厘米，木桃外缠绕丝线，呈四方连续的云雷纹图案，外表髹黑色漆，图案的每一单元呈方格状，这类图案在商代玉器、铜器上亦有发现。
另外，在山东省的益都和滕州也有商代漆器的发现。
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被称为“江南商代第一墓”的大墓中，发现了3件虎形玉扁足和4件镂空扉棱玉片，应是商代漆器上的扁足及漆鼎腹部装饰的扉棱，进而大致推定出漆鼎玉足和腹部扉棱玉片的镶嵌方法。
Ⅲ 商代金器有哪些特点和特色
商朝时期青铜工艺的繁荣和发展，为金器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同时青铜、玉雕、漆器等工艺的发展，也促进了金器工艺的发展，并使金器得以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以更多样的形式发挥其审美功能。
商代金器大多为装饰品，而最常见的金箔，多用于其他器物上的
饰件，或者说，是以和其他器物相结合的形式来增强器物的美感。
商代最主要的遗址是殷墟，这里发现的金箔十分轻薄，从厚度看，当时的锤揲工艺已相当高超，也说明商代工匠对金子的延展性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不然不可能加工到如此微薄的厚度。
在河南省安阳殷墟武官大墓中发现有环状金片，其中殷墟侯家庄一座葬坑中发现6枚包金铜泡，是用圆形金片的周边折入铜泡的背面，使金箔牢固地包在泡面上的，方法十分巧妙，此为金箔饰铜器数例。
木器贴金的器物较多，河南省安阳大司空村一座殷墓车马坑舆上中间有3片重叠一起的圆形金片饰，直径为12厘米，有可能是伞盖上的装饰。
安阳小屯一座殷墓车马坑舆内西部出土金箔片，金箔呈南北纵列，当是鞭杆之饰。杆饰自顶端玉饰下分8节，每节用金片相对地饰于杆上，杆径约2厘米，杆末端10厘米间为手柄，没有金饰。金片长5.5至
6.5厘米、宽1至1.1厘米，总重3.9克。
此外，殷墟侯家庄一座墓中发现的桥形金片，片上有钉孔，可能是钉于木器上的箔饰。安阳殷墟妇好墓发现的一件玉虎，其眼睛处贴金箔以点睛。
商王朝统治区的黄金制品大多为金箔、金叶和金片，主要用于器物装饰。在商王朝北部地区的金饰品，主要是人身佩戴的黄金首饰。这个时期所发现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一批金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别具一格，这反映出我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
古蜀族是世界上最早开采和使用黄金的古老的民族之一，在相当于中原殷商时期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黄金的加工技术，制作了精美绝伦的金杖、黄金面罩、金虎、金叶、金鱼、金璋等多种黄金动物图形和装饰品。
这些黄金饰品，不仅展现了古代蜀人高超的金箔加工制作技艺，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金箔加工工艺也代表了商代最早的黄金制品水平，为揭示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珍贵资料对重新认识我国早期黄金冶炼水平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器是商文化遗址中最丰富的。一是种类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箔鱼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带饰、金料块等。
二是形体大，一、二号坑均有金面罩。二号坑的铜头像上有的贴有金箔面罩，构成金面铜头像。可以推测，金箔面罩原来都是粘贴在铜头像上使用的。一、二号坑中丰富的黄金器也是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制品，还有金箔或金片制成的金虎、金叶、金鱼、金璋、金带等，此外还有金料块。在这些黄金制品的制作工艺上，采用了捶锻平展、剪裁修整、平面雕刻等手法。
在三星堆的黄金制品中，其中一号祭祀坑的一柄金杖，堪称金器中的绝世珍品。它全长1.42米，直径为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500克。木杆早已炭化，只剩完整的金箔。
金杖杖身上端有3组人、鱼、鸟图案，说明金杖既被赋予着人世间的王权，又被赋予着宗教的神权，它本身既是王权，又是神权、政教合一的象征和标志。
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像，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另两种图案相同，上方是两只两头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它们的颈部，都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图案的意义大致是：在神人的护佑下，箭将鱼射中，鸟又将箭杆带鱼驮负着归来。
这是一柄权杖，同时又可看作是具有巫术原理的魔杖。传说蜀的国王鱼凫是以渔猎著称，因而后世尊奉为神，这柄金杖有可能和鱼凫氏的传说有关系。
黄金面罩是古蜀人使用黄金制品方面的又一杰作。从制作工艺上看，是先将纯金捶锻成金箔，然后做成与青铜人头像相似的轮廓，将双肩双眼镂空，再包贴在青铜器人头像上，经捶拓、蹭试、剔除、黏合等工序，最后制成与青铜人像浑然一体的黄金面罩。
在三星堆众多的金器中，金面铜头像由铜头像和金面罩两部分组成，金面人像高41厘米，铜头像为平顶，头发向后梳理，发辫垂于脑后，发辫上端扎束。
金面罩大小、造型和铜头像面部特征相同，双眼双眉镂空，用土漆调和石灰作黏合剂，将面罩粘贴于头像上。头像尊严高贵、气度非凡，这金光熠熠、耀人眼目，俨然王者风范的“金面使者”乃当时社会高层人士，掌握生杀大权，具有首领的统治意味。
从三星堆青铜头人像上包金面罩的情况来看，早在商代，蜀人就知道黄金为尊，所以他们才在铜头像上再包贴金面罩，其目的并非仅仅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得到神灵的欢娱，以使铜头像代表的神灵更灵验一些。
同时，从金箔面罩可以看出，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的面部有相当部分是高鼻、深目，颌下留一周胡须的形象，这种风格显然同商周时代我国的各种人面特征不同。
而在艺术风格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的面部神态几乎都是庄严肃穆，眼睛大睁，尤其是着意表现双眼在面部的突出地位，这同西亚近东青铜雕像的艺术风格表现出来是一致的。
另外，三星堆金面人头像，像高48.5厘米，人头像为圆顶，面罩与面部结合紧密，倒八字长眉，杏核状眼，蒜头鼻，阔口，闭唇，宽方颐。长方形耳郭，饰云雷纹，耳垂穿有一孔。
发现于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的金箔虎形饰，高6.7厘米，宽11.6厘米，用金箔锤拓而成。巨头，昂首，口大张，眼镂空，大耳，身细长，饰虎斑纹，前足伸，后足蹲，尾上卷，呈咆哮状。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的金箔鱼形饰长22.68厘米，宽1.85厘米，形似鲇鱼，又似细叶，从一面錾凿形线和刺点纹。头端戳有一小空，两侧錾一个小缺口。
四川省成都市西部的金沙村远古文明遗址，在1000多件遗物中，包括30件金器。以金箔和金片为主，有金杖、金面罩、金面具、金带、太阳神鸟金饰、盒形器、喇叭形器、四叉形器、圆形饰、蛙形饰、虎形饰、鱼形饰等。
这些金器采用的是锤揲、剪切、刻画、模冲、镂空、打磨等多种技法加工，其厚度一般为0.02厘米至0.03厘米，最厚的约0.04厘米，含金量83.3%至94.2%，其中有些工艺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许多金器都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黄金工艺技术的代表之作。
一系列的发现表明，金沙遗址的金器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特色，金沙先民有独特的“黄金崇拜”。首先是数量多，形制丰富，达几十种；其次，这些金器基本都是器物上的附件；再次，金面具等人物形象的金器在我国相当罕见；最后，金器的造型和图案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包含着丰富的古代历史信息。
其中，金冠带上的图案反映的是古蜀人对祖先和鸟的崇拜，太阳神鸟金饰则反映了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金冠带呈圆环形，直径上大下小，19.6至19.9厘米，宽2.68至2.8厘米，厚0.02厘米。
金冠带表面纹饰由4组相同图案构成，每组图案分别有一鱼、一箭、一鸟和一圆圈。这件冠带上的纹饰与三星堆器物坑金杖上的纹饰基本相同，都是以鸟、鱼、箭、人头为主要构图元素组成的图案。
金冠带与金杖都可能是当时古国古族至高无上的王权与族权的体现与代表，标示着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统治者在族属上同一性或连续性。
金冠带表面纹饰主要以錾刻的技艺完成，在局部纹饰中采用了刻画工艺。图案中鱼体宽短，大头圆眼，嘴略下钩，嘴上有胡须，鱼身刻画鳞片，身上有较长的背鳍，身下有两道较短的腹鳍，鱼尾作“Y”字形，两尾尖向前卷曲。箭头插于鱼头内，箭杆较粗，带尾羽，鱼的胡须处采用刻画工艺。
鸟位于箭杆后方，鸟头与鱼头朝箭羽方向，鸟为粗颈，长尾，大头，钩喙，头上有冠，翼展较小，腿爪前伸，鸟爪亦采用刻画工艺。
圆圈纹位于每组图案之间，直径约2厘米，外轮廓由两道旋纹构成，中间有两个对称的小圆圈，仍为两圈旋纹构成，每个小圆圈的上下各饰有一长方形方框，组成一个图案。
整个图案内容表现的是人用箭射鱼，箭经过鸟的侧面，箭头深插于鱼头内，所以这件金冠带称为“射鱼纹金带”。而这件特别的太阳鸟金饰件，在金饰上刻画着的是“太阳”和“鸟”的清晰图案。伴随着显示王权的大量玉器、金器的发现，足以证明这件金饰极有可能就是古蜀王举行盛大祭祀典礼遗存下来的宝物。
太阳神鸟金饰总体呈圆形，器身极薄。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整器呈圆形，器身极薄。
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4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
4只鸟身较瘦长，翅膀短小，喙微下钩，短尾下垂，爪有三趾。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逆时针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
太阳神鸟金饰整个图案似一幅剪纸作品，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无论是外层的4只飞鸟，还是内层旋转的太阳，都充满强烈的动感，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极大的想象空间。
特别是在红色背景衬托下，里面的漩涡就如同一轮旋转的火球，周围飞鸟图案分明就是红色的火鸟。外层飞行的神鸟和内层旋转着的太阳，表现的正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和讴歌。
太阳神鸟金饰生动地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4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有研究认为其外层4鸟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12道芒纹代表一年12个月周而复始。这是古代蜀人崇拜太阳的物证，也许当时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原因。
另外，从这个太阳神鸟金箔饰本身形象来看，内层12道漩涡状光芒，既像一道道火苗，又像一根根象牙，也像一轮弯月，极富美感。
古蜀人把所能够理解并掌握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总结为科学知识，如天文历法知识等；而把不理解的自然现象就归之于神秘的宗教崇拜和神话传说。
一方面祭祀祈祷天神和日神保佑；另一方面顺应天时，总结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科学地安排生产和生活。同时，古蜀人首先又利用历法为农业生产服务。
古人采用的是观象授时的办法，来预告农事进程。即观测自然现象来判断农事季节。因此，鸟也可以代表四季。历法的先进性就是以历年和太阳的回归年之间的无限接近为前提的，而要准确地测量回归年，最简单而又确切的方法是测量日影的长度。因此，崇拜太阳和鸟的古蜀人在总结历法的过程中，是离不开太阳和鸟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的积累，经过一代代巫师和古蜀人的努力，历法也在逐步得到改进。因此，宗教崇拜，尤其是太阳和鸟崇拜及历法都在古蜀人的生产和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太阳和鸟崇拜以及历法也是古蜀文化中的重要因素。
古蜀人使用历法的发展，除了古蜀人自己不断总结自然规律，不断进步以外，也借鉴了中原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历法知识。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都证明，古蜀人与其他地区，尤其中原地区的交流，自古就有，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
太阳神鸟金饰构图凝练，是古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
金沙遗址还发现中心孔圆形金饰，穿孔在圆心，器表略弧。器内壁有细微磨痕。直径1.1厘米。还有边缘孔圆形金饰，穿孔则在器物边缘，器身平整。
而这一件环形金饰，素面，残长15.9厘米，宽1.04厘米，环面宽窄不等，器身多有铜锈，环内外边缘有内卷痕迹。
金沙遗址竟然还有一件金盒，椭圆形，无盖，平底略外弧，高3.13厘米，宽2.97厘米，长9.43厘米。近沿外有多处擦痕，器表曾作抛光处理，器壁不平整，有破损。
金沙遗址也发现有金面具，高3.74厘米，宽4.92厘米。圆脸，耳朵外展，耳郭线清晰，耳垂上有孔，但未穿通。梭形双眼镂空，鼻梁高直，鼻翼与颧骨线相连，大嘴微张，镂空而成。器表作抛光处理，内壁则较为粗糙。
金沙遗址中的蛙形和鱼形金饰也很有特色，其中蛙形金饰，长6.96厘米。器呈片状，头部呈尖桃形，并列一对圆眼。“A”字形身，背部中间有一脊线，前后四肢相对向内弯曲，尾端尖。脊两侧饰对称弦纹，由背脊处延至四肢，弦纹内饰一排连珠纹。
除此之外，另有几件金饰也各具特色。如喇叭形金器，口径9.8厘米。器较矮，小平顶，顶上有一个不规则穿孔。器表不平整，内外壁均抛光，留有零乱的细密划痕。还有“几”字形金器，器呈“几”字形，长49厘米，外缘不规整，有内卷痕迹。附有铜锈，抛光处理。
条形金饰，素面。残长14.7厘米、宽1.6厘米。三角形金器，长25厘米。器呈圆角三角形，器一端有长方形柄。器外缘内卷，身中部有一裂缝。除此之外，商代葬墓中位于死者身体贴近部位的，多为饰于衣帽上的金箔。
三星堆人头像
Ⅳ 关于玉器之美
中国玉器之美
玉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个美丽的字眼，仅《说文解字》所收的玉部字就达100余个，而由它组成的词汇则更是不计其数，并多含有高贵、美好、坚贞等文化意义。时至今日，我们也常用冰清玉洁、金玉满堂、玉颜、玉体等来称谓那些美好的事物，就连起名字也常用玉字或玉部首的字，可见炎黄子孙对玉的喜爱和崇拜。
一般说来，任何一种物体被人喜爱、尊崇，大概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这种物体的材料和外在的形式使人产生审美上的愉悦，再者是这种物体所隐含的文化内涵使人产生认同和喜爱。中国玉器则是二者最完美的结合，它不但有着优美的质地和造型，而且也深具人文的观念、情感和民族的精神。英国李约瑟博士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赞许到：“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三千多年以来，它的质地、形状和颜色一直启发着雕刻家、画家和诗人的灵感”。近代著名学者章鸿钊先生也曾感叹道：“玉与吾民族愈相与团结而有不可分离之观，凡研究中国民族史者必详玉之始末”。可以说，中国玉器不但包含着民族的好尚、积累着民族的智慧，寄托着民族的感情，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和哲理思想，而且在中国政治、宗教、文化、思想等方面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所不能替代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同时，尚玉、贵玉也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社会风尚，中国玉器也以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受到世人的青睐和珍爱。
一、材料美
在古代，玉是美石的同义词。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曰： “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杨伯达先生认为：“玉之美的发现者应是寻找玉石、打造玉石器的人，这两件事起初往往由一人承担，他们在寻找和磨治玉石工具当中逐步发现和领悟了玉之美，并形成了玉之美感和概念。这种美感是玉的色彩、光泽及其硬度、韧度在头脑中的反映，并形成感觉和认识。承认并喜爱玉之美的人便将其加工成块、珠、管等装饰品用以打扮自己”。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新石器时代古人对玉的认知已具相当高的水平，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其他史前文化所出土的玉器，经检测鉴定，均属矿物学中透闪石玉材。透闪石，无色，是一种含水和氟的钙镁硅酸盐，其成分不含铁或含铁量很少。硬度为6-6．5度，因其单晶多作纤维状细密交错的聚合，故其质地均呈现出温润细腻的半透明感。我国新疆和田玉是世界上最好的透闪石玉料，常见的颜色主要有白、青、黄、碧、墨等。大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优质的和田玉开始输入中原，春秋战国，尤其是汉代之后，和田玉成为帝王贵族千方百计索求的宝物。到了清代，由于乾隆皇帝爱玉成癖，从而使和田玉用量达到历史的高峰，每年仅宫廷用玉就达几十吨，为当时玉器制作提供了优良的材料。
由于和田玉料质地细腻，光泽柔和而不炫丽，通体呈现出一种含蓄而柔和的美感，所以古有“君子比德于玉”之说，甚至将玉人格化。《礼记?聘义》载：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碈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碈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碈之多故*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在这里孔子根据玉的物理属性和社会需要十分巧妙地将融天地之精华的宝玉，赋予了十一种德行，从而使玉发展成一种具有伦理政治价值观(孝亲忠君)的“德”化玉，成为真善美的载体和化身。玉的这一光辉形象，数千年来，对中华民族优秀民族性格的塑造，道德观念的培养，全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楷模作用和促进作用。
当孔子提出玉有十一德之后，又有管子的“玉有九德”、苟子的“玉有七德”等说法，其核心内容也多是以孔子提倡的仁义道德为基础的。到了汉代，统治者“独尊儒术”，使得“玉德”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提炼和强化。许慎《说文解字》释玉曰：“石之美有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絜之方也。”若将其释译成白话，即“具有湿润的色泽，有如君子的仁德；表里如一，毫不虚假，有如君子的义德；敲击时声音舒扬悦耳，传播到远方，有如君子的智德；宁碎断而不弯曲，有如君子的勇德；切磨的棱角方正而不伤人，有如君子的絜德。”可见古人极为重视玉的质地与特性，尤其是和田玉中的羊脂白玉，备受古人的喜爱推崇，长期以来成为品德高尚，心灵纯洁的象征。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在玉之诸自然属性中，温润是其突出的特点，这一点正与中华大地先民追求的道德准则和民族性格相吻合。这样玉之美与和善结合起来，以象征仁爱、和平、和谐。玉之温润特点，表达出了中华先民的美好心愿，并使之成为炎黄子孙最为钟爱之物。
二、工艺美
优美的玉料令人心醉，精湛的工艺更加令人赞叹。历史上无论哪一件玉器作品，都是工艺大师用心血和汗水浇成，都是琢玉工人聪明智慧的结晶。为了琢制一件玉器，真不知有多少人为之操劳、奔忙。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禹治水玉山”，从选料设计到最后刻字完工，全部工程用了整整十年时间，耗银两更不计其数。即便是琢制一件小型玉器，也是要经过艺人们反复思索勾画，根据材料限定的条件进行精心的设计和琢磨，才能完成。因此，一件成功的作品，不但需要有工艺师的高度工艺技巧，而且还要有艺术家的思维和创作才能，可以说，它是一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完美结合。
玉器的工艺源于石器的制作，但又有别于石器，并较之石器更加细腻、复杂。首先要选材，因为只有选材得当，才能加工出好的玉器。二要设计，玉器的设计必须绝对服从材料本身所给予的特定条件，尽量使作品成为材料美和造型美的有机结合体。三要琢磨，这是玉器制作最关键的一环，也是玉器制作最独特的技术。工艺大师们必须根据设计要求，通过砣具实施切割、勾撤、去地、钻孔、镂空等各种工艺，一点一滴的细心琢磨，从而达到器物造型逼真、形象生动的艺术效果。最后则是抛光，抛光就是为了使玉器更加光亮，但决不能有丝毫损伤、破坏玉器造型和纹饰的现象出现。清代李澄瑶所著《古玉图说》曾记载了当时治玉中国玉器之荚的全过程，从备料到成型大致要经过13道工序，同时由于玉料质地坚硬，而且韧性较大，所以作工的艰难程度是其他材料所不可同日而语的。
此外，中国玉器工艺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创新，到了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以京作(北京)、苏作(苏州)、番作(西域)为代表的玉作风格，特别是因色施艺的巧作玉器，更为玉器工艺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1．京作
京作玉器是以北京为中心的玉作工艺风格，也可以说是北方玉器的代表。京作玉器造型浑厚、庄重。圆雕和浮雕的作品较多，图纹工艺亦比较复杂。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各类仿古玉和时作玉，均呈现出一种高贵典雅的气质和悠然洒脱、落落大方的京城风貌。尤其是动物形圆雕，无论是兽类，还是禽类，大都丰满圆润，刻划的敦实健壮。器皿类则较为厚重、平稳。虽然有时也作花草缠绕，盘根错枝的艺术处理，但仍不失其淳朴、端庄的地方特点和舒展开朗的北方风格。
2．苏作
苏作是指以苏州为代表的玉作工艺。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曾载： “凡玉由彼缠头回或溯河舟，或驾橐驼，经庄浪人嘉峪，而至甘州与肃州。至则互市得之，东人中华，卸萃燕京。玉工辨璞高下定价，而后琢之。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显而易见，在明代，苏州的琢玉工艺，已被推为全国之首。而著名的琢玉艺人陆子冈，就是苏州玉作高手之一。
苏作玉器一般小件较多，图纹则以江南景色和文人画为主，工艺精细，奇巧玲珑。据载，道光年间，苏州著名琢玉艺人徐鸿，除善琢小件玉器外，又精于雕镂象牙。他能以一寸大小的象牙，雕成葫芦和桃实，宛然如真。技艺的纤巧，令人叹为鬼斧神工，这类器物常用来作为佩饰。另一艺人朱宏晋，能在玉石、象牙、玳瑁、玛瑙、螺壳等薄片上，雕成极精细的花鸟、楼台、亭桥、山水等镂空图景，惟妙惟肖。从而可知，苏作玉器擅长一个巧字，它多在小料和简单的造型上，利用镂空、勾撒等工艺，施展自己的才华，发挥自己的特长，把人们常见的事物、景物、描绘琢磨得栩栩如生，具有轻柔温和的江南情调和优美俊秀的瑰丽风貌，不失为明清玉作中的一朵奇葩。
3．番作
番作亦称西番作。是指中国西部边陲及其接壤邻国的玉器制作工艺。主要包括北印度、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东部等地的玉器，又曰痕都斯坦玉器。由于该地区与中国内地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玉器的制作，带有浓郁的异国情调。
乾隆二十年左右，番作玉器开始进入中原，并受到了皇帝的青睐，因此，番作玉器渐兴。其工艺一般都比较规矩、精巧，造型多为盘、碗、盒等生活日用器皿。但壁薄如纸，晶莹细润，装饰手法常常以镶嵌为主。不仅有嵌金、银丝，贴金箔，而且还有嵌各色宝石和玻璃等，从而使温润的玉器更显得华贵和绚丽多姿。同时器面上的花纹多以饱满丰厚的西番莲为主，别开生面，让人耳目一新。
4．巧作
巧作，也称俏色。它是玉工依玉材之自然色泽纹理，巧妙地加以设计运用，施以适合玉材的琢磨技法，使作品的造型与颜色达到自然完美的艺术效果的一种特殊工艺。
以现有的资料可知，早在商代古人就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这种技巧，如安阳殷墟出土的两件玉鳖，便是利用材料色泽的不同而精心设计琢磨出来的巧妙之作。唐代以后的巧作玉器更加成熟，何家村出土的玛瑙牛首杯、元代的秋山玉、清代的“桐荫仕女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翡翠白菜等，均称得上是绝世精晶。
由此可见，中国玉器工艺，既是一种具有浓郁东方艺术特点的特殊工艺技术，又是数千年来中国人聪明智慧的体现，它那巧夺天工的技巧和所饱含的那种妙不可言的、动人的生活情趣，使中国玉器艺术更加五彩缤纷。
三、寓意美
中国玉器之所以深入人心并一直延续发展至今，使炎黄子孙爱玉、贵玉传统经久不衰，究其原因，除了玉器材料本身的魅力处，更重要的还是人们所赋予它的种种文化意义。主要表现在：
(1)玉是宗教神灵的象征：古人认为玉是山石之精，具有灵性，并视作神物，人们不仅使玉器在原始宗教中充当着沟通人与神的角色，用来祭祀天地山川、祖先神灵，而且还深信玉具有祛疫辟邪，攘除灾祸的特殊功能。从而，长期以来，玉器一直成为炎黄子孙的保护神，同时也是庇佑自己生命的灵物。佩玉辟邪的观念，长期以来深植中国人的心底。
(2)玉是政治权力的象征：随着阶级的出现，中国玉器又赋予了新的含义，并形成了系统的用玉制度，根据玉的品类、尺寸、纹饰、色泽、质地、数量等来表明体现其身份的高低，使玉成了一种明辨贵*，标志地位的象征，深具权力和政治的意义。
(3)玉是品格道德的象征：玉在传统文化中，还是一种儒家思想中美德的体现，“玉之美，有五德者”奠定了儒家用玉的理论基础，成为君子为人处世、洁身自爱的标准，所以历代都以佩玉为时尚，无论天子还是士庶，皆把佩玉作为人格完美、品德高尚的象征。
(4)玉是珍宝财富的象征：玉不仅在宗教、政治领域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经济上也具有极高的地位。由于玉的质地优良，产量稀少，所以自古以来就被视作珍宝。管子曾曰：“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商代甲骨文的“宝”字，即为屋内藏有贝(货币)和玉，战国时期关于和氏璧的记载，更加说明了上好的玉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价值。因此，玉之为宝的观念，不仅刺激了玉器的发展，而且在古代社会的政治交往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5)玉是吉祥福瑞的象征：中国玉器不仅质地优良，而且内涵丰富、寓意美好。特别是明清时期，大多作品“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有的反映了古人升仙得道的思想，有的体现了企求再生的观念，而更多的则是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即吉祥的祝福。如大猴背上爬一小猴，寓意为“辈辈封侯”；莲花与鱼合雕在一起，则为“连年有余”。此外那些丰富多彩、包含吉祥寓意的图案画面，如喜上眉梢、松鹤延年、五福捧寿、五子登科等，更是道出了人们企盼吉祥、憧憬未来的思想感情。在这里它们不仅是一种装饰，也是一种心灵的写照，同时还流露着美好的愿望和乐观的情绪，具有无言的魅力和一切词句均替代不了的功能。可以说，它带着社会的和声，凝结成谐音、符号、象征等中国特有的吉祥寓意性的艺术语言，使创作者和欣赏者从中得到享受和满足，并跃出造型和画面，进入到一个立体的、更饱满、更充实的世界。尤其是当玉器步人百姓之家并与乡土文化紧密结合后，它更加成为一种富贵平安、吉祥如意的象征物了，从而使得尊玉、爱玉的传统观念深植中国人的心里。
《考工记》曾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其中材美工巧一直成为古人乃至今人治玉的原则，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试观历代玉器作品，尽管它们各自的功用不同，形制也有差异，但皆以灿烂的光芒照耀着玉器发展史的每一篇章。那坚密细润的材料，别具一格的造型，精湛卓越的技巧，怎能不令人迷恋赞叹，拍手叫绝?同时它们还以其瑰丽的身姿，体现着时代的特色和民族的个性，有的浑厚庄严，有的玲珑剔透，有的虽说质材无华，制作欠精颇带刀斧痕，却也显示出了大巧若拙的气质。
此外，中国玉器的装饰图纹同样也显露着历代玉工的聪明才智和创作能力。器物画面上无论是几何纹、自然写实纹、还是抽象的神话动物纹等，均表现得笔触灵活、线条生动，简练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趣，矫健中表现出生动的灵性，得心应手，挥洒自如。然而如上所述，中国玉器所引起的美感，并不仅仅来自于形式，其主要的应来自于构成它的特定因素，即人的因素。是人赋予了它种种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内涵，这样才使得天才的艺术大师们把自然美、精神美巧妙地汇集于一体，把人文观念与社会功用渗透于玉器之中，把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含蓄地综合体现在乎凡的艺术作品里。同时也正是这种比自然物象更生动、更有魅力的人文观念，使人们在领略和玩赏中，从心底激起一股精神，激起一种比生活更加色彩斑斓的憧憬，并诱发出希望和情爱。也就是说，玉器之美，早已超出了单纯的造型、工艺和材料之美，它是一种再生的美，升华了的美。这种美像春雨渗入大地似的，在人的精神里埋下了价值和能量。因此，它不但博得了人们对玉器不可割舍的爱，而且也显示出牵心动魂的艺术魅力。
Ⅳ 金箔、金片的发现及其用途是怎样的
在河南省安阳殷墟武官大墓中发现有环状金片，其中殷墟侯家庄一座葬坑中发现6枚包金铜泡，是用圆形金片的周边折入铜泡的背面，使金箔牢固地包在泡面上的，方法十分巧妙，此为金箔饰铜器数例。
木器贴金的器物较多，河南省安阳大司空村一座殷墓车马坑舆上中间有3片重叠一起的圆形金片饰，直径为12厘米，有可能是伞盖上的装饰。
安阳小屯一座殷墓车马坑舆内西部出土金箔片，金箔呈南北纵列，当是鞭杆之饰。杆饰自顶端玉饰下分8节，每节用金片相对地饰于杆上，杆径约2厘米，杆末端10厘米间为手柄，没有金饰。金片长5.5至6.5厘米、宽1至1.1厘米，总重3.9克。
此外，殷墟侯家庄一座墓中发现的桥形金片，片上有钉孔，可能是钉于木器上的箔饰。安阳殷墟妇好墓发现的一件玉虎，其眼睛处贴金箔以点睛。
Ⅵ 南京金箔锻制技艺的历史溯源
河北万城县商代中期遗址和河南安阳殷墟有金箔出土。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一件玉虎，其眼睛处贴金箔以点睛。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利仓家属墓的衣服就有用金粉屑及金箔粘贴的金色纹饰。据已有资料考证，江苏南京的金箔工艺始于东晋。南朝宋·山谦之《丹阳记》等文献中已有生产金银箔及设置锦署的记载。元朝时，开始大量生产金箔，到了明清，更有进出一步的发展。明清时，由于云锦织造大量使用金线，南京金箔产业在龙潭地区迅速发展。清末龙潭地区从事金箔的业户有四五十家，从事金线的生产户也有三五十家。1975年在太平门外徐达五世孙徐傅墓中出土的金丝补服，即为金陵金丝的物证。定陵孝靖皇后的寿衣表面的缠枝莲花是绣于红色缎面之上，红色缎面上还蒙着一层薄纱，各色的大朵莲花全部绣于薄纱之上，这便是“妆花纱”的传统手工绝技。所有莲花皆有金丝勾边，在阳光下闪耀着金光。这是用整张金箔覆在背后，然后划成金线一一勾出而成，1厘米宽的金箔被划成22根金线，此件小袄用金箔长8米，制作时衣里上共有1．76万根待勾的金线。据《故宫志》记载：明清故宫及皇室龙袍锦衣所用金箔产自于江宁。清东陵慈禧陵墓铭中也记载着：“……金箔出自江宁。”
相传东晋葛仙翁（葛洪）是金箔锻制的始祖，相传历史上今栖霞区龙潭一带是生产金箔的故乡，打金箔户一直流传着“仙家造金箔”的传说。这则传说中称：葛仙翁和吕洞宾打赌为菩萨塑金身，葛仙翁在处于下风的情况下创造了打金箔技术，从此打箔作为手艺而流传下来。而事实上，龙潭的老人们都称，过去龙潭打造金箔的人家都供奉葛仙翁像，四季上香，逢年过节跪拜，香案边上还要放把锤，求神保佑打箔顺当。从民间传说和民间供奉推算，金箔的大量出现应在六朝时期，而关键人物是葛仙翁--也就是葛洪。六朝时期金陵佛教盛行，众多的庙宇和佛像使得金箔产业化成为可能。南京金箔业以葛仙翁为始祖，旧时龙潭花神庙曾设有金箔公会祠堂，尊葛仙翁为艺祖，供奉着金箔艺人尊为先师的西晋句容人葛洪。
另外，据说晋时道教代表人物葛洪就是距离龙潭不远的句容城北下荫人，他也是著名的炼丹术士，在南朝人们使用黄金、朱砂、雄黄等炼丹修道的过程中，无意发现了锻打黄金的方法。无论是福建的漳州还是江苏的苏州，金箔业都奉葛仙翁为行业始祖。每逢葛仙翁诞日都焚香进贡，龙潭金箔业的葛氏家族，每年都举行族祭仪式，敬奉始祖。
根据老艺人介绍，南京最早打金箔的都是龙潭人，有刘、葛、印三大姓，刘姓打金箔，葛姓切金箔，印姓制金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龙潭周围的六子桥、四段圩都有金箔制作作坊，男锤金箔，女织锦线。
Ⅶ 商代金器有哪些特色
商朝时期青铜工艺的繁荣和发展，为金器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同时青铜、玉雕、漆器等工艺的发展，也促进了金器工艺的发展，并使金器得以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以更多样的形式发挥其审美功能。
商代金器大多为装饰品，而最常见的金箔，多用于其他器物上的
饰件，或者说，是以和其他器物相结合的形式来增强器物的美感。
商代最主要的遗址是殷墟，这里发现的金箔十分轻薄，从厚度看，当时的锤揲工艺已相当高超，也说明商代工匠对金子的延展性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不然不可能加工到如此微薄的厚度。
在河南省安阳殷墟武官大墓中发现有环状金片，其中殷墟侯家庄一座葬坑中发现6枚包金铜泡，是用圆形金片的周边折入铜泡的背面，使金箔牢固地包在泡面上的，方法十分巧妙，此为金箔饰铜器数例。
木器贴金的器物较多，河南省安阳大司空村一座殷墓车马坑舆上中间有3片重叠一起的圆形金片饰，直径为12厘米，有可能是伞盖上的装饰。
安阳小屯一座殷墓车马坑舆内西部出土金箔片，金箔呈南北纵列，当是鞭杆之饰。杆饰自顶端玉饰下分8节，每节用金片相对地饰于杆上，杆径约2厘米，杆末端10厘米间为手柄，没有金饰。金片长5.5至
6.5厘米、宽1至1.1厘米，总重3.9克。
此外，殷墟侯家庄一座墓中发现的桥形金片，片上有钉孔，可能是钉于木器上的箔饰。安阳殷墟妇好墓发现的一件玉虎，其眼睛处贴金箔以点睛。
商王朝统治区的黄金制品大多为金箔、金叶和金片，主要用于器物装饰。在商王朝北部地区的金饰品，主要是人身佩戴的黄金首饰。这个时期所发现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一批金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别具一格，这反映出我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
古蜀族是世界上最早开采和使用黄金的古老的民族之一，在相当于中原殷商时期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黄金的加工技术，制作了精美绝伦的金杖、黄金面罩、金虎、金叶、金鱼、金璋等多种黄金动物图形和装饰品。
这些黄金饰品，不仅展现了古代蜀人高超的金箔加工制作技艺，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金箔加工工艺也代表了商代最早的黄金制品水平，为揭示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珍贵资料对重新认识我国早期黄金冶炼水平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器是商文化遗址中最丰富的。一是种类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箔鱼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带饰、金料块等。
二是形体大，一、二号坑均有金面罩。二号坑的铜头像上有的贴有金箔面罩，构成金面铜头像。可以推测，金箔面罩原来都是粘贴在铜头像上使用的。一、二号坑中丰富的黄金器也是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制品，还有金箔或金片制成的金虎、金叶、金鱼、金璋、金带等，此外还有金料块。在这些黄金制品的制作工艺上，采用了捶锻平展、剪裁修整、平面雕刻等手法。
在三星堆的黄金制品中，其中一号祭祀坑的一柄金杖，堪称金器中的绝世珍品。它全长1.42米，直径为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500克。木杆早已炭化，只剩完整的金箔。
金杖杖身上端有3组人、鱼、鸟图案，说明金杖既被赋予着人世间的王权，又被赋予着宗教的神权，它本身既是王权，又是神权、政教合一的象征和标志。
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像，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另两种图案相同，上方是两只两头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它们的颈部，都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图案的意义大致是：在神人的护佑下，箭将鱼射中，鸟又将箭杆带鱼驮负着归来。
这是一柄权杖，同时又可看作是具有巫术原理的魔杖。传说蜀的国王鱼凫是以渔猎著称，因而后世尊奉为神，这柄金杖有可能和鱼凫氏的传说有关系。
黄金面罩是古蜀人使用黄金制品方面的又一杰作。从制作工艺上看，是先将纯金捶锻成金箔，然后做成与青铜人头像相似的轮廓，将双肩双眼镂空，再包贴在青铜器人头像上，经捶拓、蹭试、剔除、黏合等工序，最后制成与青铜人像浑然一体的黄金面罩。
在三星堆众多的金器中，金面铜头像由铜头像和金面罩两部分组成，金面人像高41厘米，铜头像为平顶，头发向后梳理，发辫垂于脑后，发辫上端扎束。
金面罩大小、造型和铜头像面部特征相同，双眼双眉镂空，用土漆调和石灰作黏合剂，将面罩粘贴于头像上。头像尊严高贵、气度非凡，这金光熠熠、耀人眼目，俨然王者风范的“金面使者”乃当时社会高层人士，掌握生杀大权，具有首领的统治意味。
从三星堆青铜头人像上包金面罩的情况来看，早在商代，蜀人就知道黄金为尊，所以他们才在铜头像上再包贴金面罩，其目的并非仅仅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得到神灵的欢娱，以使铜头像代表的神灵更灵验一些。
同时，从金箔面罩可以看出，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的面部有相当部分是高鼻、深目，颌下留一周胡须的形象，这种风格显然同商周时代我国的各种人面特征不同。
而在艺术风格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的面部神态几乎都是庄严肃穆，眼睛大睁，尤其是着意表现双眼在面部的突出地位，这同西亚近东青铜雕像的艺术风格表现出来是一致的。
另外，三星堆金面人头像，像高48.5厘米，人头像为圆顶，面罩与面部结合紧密，倒八字长眉，杏核状眼，蒜头鼻，阔口，闭唇，宽方颐。长方形耳郭，饰云雷纹，耳垂穿有一孔。
发现于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的金箔虎形饰，高6.7厘米，宽11.6厘米，用金箔锤拓而成。巨头，昂首，口大张，眼镂空，大耳，身细长，饰虎斑纹，前足伸，后足蹲，尾上卷，呈咆哮状。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的金箔鱼形饰长22.68厘米，宽1.85厘米，形似鲇鱼，又似细叶，从一面錾凿形线和刺点纹。头端戳有一小空，两侧錾一个小缺口。
四川省成都市西部的金沙村远古文明遗址，在1000多件遗物中，包括30件金器。以金箔和金片为主，有金杖、金面罩、金面具、金带、太阳神鸟金饰、盒形器、喇叭形器、四叉形器、圆形饰、蛙形饰、虎形饰、鱼形饰等。
这些金器采用的是锤揲、剪切、刻画、模冲、镂空、打磨等多种技法加工，其厚度一般为0.02厘米至0.03厘米，最厚的约0.04厘米，含金量83.3%至94.2%，其中有些工艺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许多金器都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黄金工艺技术的代表之作。
一系列的发现表明，金沙遗址的金器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特色，金沙先民有独特的“黄金崇拜”。首先是数量多，形制丰富，达几十种；其次，这些金器基本都是器物上的附件；再次，金面具等人物形象的金器在我国相当罕见；最后，金器的造型和图案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包含着丰富的古代历史信息。
其中，金冠带上的图案反映的是古蜀人对祖先和鸟的崇拜，太阳神鸟金饰则反映了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金冠带呈圆环形，直径上大下小，19.6至19.9厘米，宽2.68至2.8厘米，厚0.02厘米。
金冠带表面纹饰由4组相同图案构成，每组图案分别有一鱼、一箭、一鸟和一圆圈。这件冠带上的纹饰与三星堆器物坑金杖上的纹饰基本相同，都是以鸟、鱼、箭、人头为主要构图元素组成的图案。
金冠带与金杖都可能是当时古国古族至高无上的王权与族权的体现与代表，标示着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统治者在族属上同一性或连续性。
金冠带表面纹饰主要以錾刻的技艺完成，在局部纹饰中采用了刻画工艺。图案中鱼体宽短，大头圆眼，嘴略下钩，嘴上有胡须，鱼身刻画鳞片，身上有较长的背鳍，身下有两道较短的腹鳍，鱼尾作“Y”字形，两尾尖向前卷曲。箭头插于鱼头内，箭杆较粗，带尾羽，鱼的胡须处采用刻画工艺。
鸟位于箭杆后方，鸟头与鱼头朝箭羽方向，鸟为粗颈，长尾，大头，钩喙，头上有冠，翼展较小，腿爪前伸，鸟爪亦采用刻画工艺。
圆圈纹位于每组图案之间，直径约2厘米，外轮廓由两道旋纹构成，中间有两个对称的小圆圈，仍为两圈旋纹构成，每个小圆圈的上下各饰有一长方形方框，组成一个图案。
整个图案内容表现的是人用箭射鱼，箭经过鸟的侧面，箭头深插于鱼头内，所以这件金冠带称为“射鱼纹金带”。而这件特别的太阳鸟金饰件，在金饰上刻画着的是“太阳”和“鸟”的清晰图案。伴随着显示王权的大量玉器、金器的发现，足以证明这件金饰极有可能就是古蜀王举行盛大祭祀典礼遗存下来的宝物。
太阳神鸟金饰总体呈圆形，器身极薄。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整器呈圆形，器身极薄。
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4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
4只鸟身较瘦长，翅膀短小，喙微下钩，短尾下垂，爪有三趾。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逆时针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
太阳神鸟金饰整个图案似一幅剪纸作品，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无论是外层的4只飞鸟，还是内层旋转的太阳，都充满强烈的动感，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极大的想象空间。
特别是在红色背景衬托下，里面的漩涡就如同一轮旋转的火球，周围飞鸟图案分明就是红色的火鸟。外层飞行的神鸟和内层旋转着的太阳，表现的正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和讴歌。
太阳神鸟金饰生动地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4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有研究认为其外层4鸟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12道芒纹代表一年12个月周而复始。这是古代蜀人崇拜太阳的物证，也许当时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原因。
另外，从这个太阳神鸟金箔饰本身形象来看，内层12道漩涡状光芒，既像一道道火苗，又像一根根象牙，也像一轮弯月，极富美感。
古蜀人把所能够理解并掌握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总结为科学知识，如天文历法知识等；而把不理解的自然现象就归之于神秘的宗教崇拜和神话传说。
一方面祭祀祈祷天神和日神保佑；另一方面顺应天时，总结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科学地安排生产和生活。同时，古蜀人首先又利用历法为农业生产服务。
古人采用的是观象授时的办法，来预告农事进程。即观测自然现象来判断农事季节。因此，鸟也可以代表四季。历法的先进性就是以历年和太阳的回归年之间的无限接近为前提的，而要准确地测量回归年，最简单而又确切的方法是测量日影的长度。因此，崇拜太阳和鸟的古蜀人在总结历法的过程中，是离不开太阳和鸟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的积累，经过一代代巫师和古蜀人的努力，历法也在逐步得到改进。因此，宗教崇拜，尤其是太阳和鸟崇拜及历法都在古蜀人的生产和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太阳和鸟崇拜以及历法也是古蜀文化中的重要因素。
古蜀人使用历法的发展，除了古蜀人自己不断总结自然规律，不断进步以外，也借鉴了中原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历法知识。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都证明，古蜀人与其他地区，尤其中原地区的交流，自古就有，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
太阳神鸟金饰构图凝练，是古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
金沙遗址还发现中心孔圆形金饰，穿孔在圆心，器表略弧。器内壁有细微磨痕。直径1.1厘米。还有边缘孔圆形金饰，穿孔则在器物边缘，器身平整。
而这一件环形金饰，素面，残长15.9厘米，宽1.04厘米，环面宽窄不等，器身多有铜锈，环内外边缘有内卷痕迹。
金沙遗址竟然还有一件金盒，椭圆形，无盖，平底略外弧，高3.13厘米，宽2.97厘米，长9.43厘米。近沿外有多处擦痕，器表曾作抛光处理，器壁不平整，有破损。
金沙遗址也发现有金面具，高3.74厘米，宽4.92厘米。圆脸，耳朵外展，耳郭线清晰，耳垂上有孔，但未穿通。梭形双眼镂空，鼻梁高直，鼻翼与颧骨线相连，大嘴微张，镂空而成。器表作抛光处理，内壁则较为粗糙。
金沙遗址中的蛙形和鱼形金饰也很有特色，其中蛙形金饰，长6.96厘米。器呈片状，头部呈尖桃形，并列一对圆眼。“A”字形身，背部中间有一脊线，前后四肢相对向内弯曲，尾端尖。脊两侧饰对称弦纹，由背脊处延至四肢，弦纹内饰一排连珠纹。
除此之外，另有几件金饰也各具特色。如喇叭形金器，口径9.8厘米。器较矮，小平顶，顶上有一个不规则穿孔。器表不平整，内外壁均抛光，留有零乱的细密划痕。还有“几”字形金器，器呈“几”字形，长49厘米，外缘不规整，有内卷痕迹。附有铜锈，抛光处理。
条形金饰，素面。残长14.7厘米、宽1.6厘米。三角形金器，长25厘米。器呈圆角三角形，器一端有长方形柄。器外缘内卷，身中部有一裂缝。除此之外，商代葬墓中位于死者身体贴近部位的，多为饰于衣帽上的金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