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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豫德

发布时间: 2021-02-28 07: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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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安阳市好还是邯郸市好

同是千年古都,同是历史文化名城,经济总量原本不相上下,很相似的两个城市。我觉得两个毗邻的城市相差有点距离。类似这个话题,论坛上也讨论过。过节期间去玩了两天,说下感受。
高速出站口:邯郸仿古城楼建筑,感受到了历史味道。安阳就是一般的建筑,且人民大道上坑坑洼洼,大货车不断,不能开窗户。赵武灵王雕像提升了邯郸品味。而安阳就算竖块甲骨也行啊,可惜没见到。
入市主干道:邯郸一条大道直达东区,干净,整齐,宽阔。安阳的人民大道提出改造都换了三届了吧,依旧如故。
市区市容:只能说邯郸相对规划的整齐,新建筑较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临街房子不多见,而安阳的人民大道,彰德路包括解放大道上,还是历史气息浓重,关键不整齐。反正没发现邯郸主干道向安阳的解放大道那样乱七八糟
绕城高速:邯郸有,这个安阳真没有,看看新107西环,真不环境不太好,华祥路更差。

主要道路比较:邯郸政府门前是人民路,不错。安阳政府门前文峰路,还好。东风路到平原路口间两侧的楼不怎么地。
公园:安阳的公园没得说。这个比邯郸强。邯郸的丛台公园不错,滏阳公园真烂。
景区:我们去了娲皇宫和129师,还可以。同比不如安阳的林县资源丰富。
机场:邯郸大小有一个,安阳这个真没有。

[市政公信力:借这几天热炒的一个贴子,市长回复贴子量排名,邯郸排第二,安阳不上榜。:
应该还有其他的,我一直觉得安阳也在发展东区,但好象根本没有那种新都市的感觉,稀稀拉拉规划不到位。真怕发展到最后还是不伦不类的效果。关键还有民生、基础设施、生存环境、百姓安居等等多方面的问题。我们书记市长好好努力吧,老百姓期待你们的能力能够尽情体现出来。
总体来说邯郸地大物博,城市发展较快,当然美女众多,交通方便。安阳就没那么好了,如果你去安阳就算你到东区也就一个集镇的感觉和邯郸没得比。如果你想以较短时间游遍一个城市那还是选安阳吧,毕竟太小了。
你走在邯郸的大街小巷上奥迪车太平常了,如果你走在安阳,充其量就是一些帕萨特。
我个人结论就是邯郸比安阳优秀,如果你定居还是选邯郸吧,很多拆迁户都是千万富翁了,相信你也可以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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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民用车辆号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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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古代中原有没大型动物

(一)新石器时代至殷商时代——温暖湿润的适宜环境

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距今约1万年左右,在此期间,地球的发展经历了更新世最末一次冰期之后进入了全新世时期。在此之后,气候不断回暖,为全新世大暖期或全新世最佳适宜期。由于这个时期与仰韶文化时期有某些联系,也被称为“仰韶温暖期”,在学术界,以施雅风院士为首的课题组认为我国全新世大暖期出现于距今约8500~3000年之间[1]。这是一个更为精确的数据,亦可作为“仰韶温暖期”的起讫时段。这正好和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裴李岗——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夏商王朝相对应。

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为距今约10000~7000年,这相对应于“仰韶温暖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的中期为距今约7000~5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后期为距今约5000~4000年左右。仰韶温暖期为温度适宜期,农业开始萌芽并得以迅速发展,国家开始建立,为新石器文化时代的繁荣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文明根基。

在距今约10000~7000年新石器早期,中原地区的气候正处于晚冰期向后冰期过渡的阶段,气候虽仍较凉干,但在慢慢变暖,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整个黄河下游地区的植被,针叶树花粉含量显著减少,阔叶树花粉增多,一些喜暖的属种,如栎开始出现,但孢粉组合仍以针叶树稍占优势,植被类型为针阔混交林。[1]这一时段大约延续了2000多年,在该时段内黄河下游地区植被的过渡性特征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原地区的气温呈现出不断回升的趋势。

磁山文化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5405~5285年,主要在冀中南地区,北达燕山南麓,南到豫北安阳地区。据周本雄先生鉴定,磁山遗址的动物标本可分为兽类、鸟类、龟鳖类、鱼类、蚌类五大类,至少可代表23种动物,即东北鼢鼠、蒙古兔、猕猴、狗獾、花面狸、金钱豹、犬科未定科、家犬、梅花鹿、马鹿、四不象鹿、狍、獐、赤麂、鹿科未定种、短角牛、野猪、家猪、家鸡、豆雁、鳖(种属未定)、草鱼、丽蚌。以上动物中狗、猪、鸡为家畜,牛不能肯定是家畜,其余皆为野生动物。鹿类中的獐俗称獐子,一般生活在河岸边的芦苇丛中、湖边或山边丛林中,现今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各省。野猪、猕猴、花面狸等都可以说明当时有较多的水草地带,不远的地方有茂密的森林。大量的朴树籽、炭化的山胡桃的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猕猴的发现,说明华北平原靠近山麓的地方,在新石器时代森林的覆盖面积还相当大,猕猴的分布区也较现代更靠北些。花面狸则更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种类。个体相当大的草鱼、龟鳖类和丽蚌等水生动物遗骸的发现,表明南洺河当时水域较宽,流量大,水产丰富[1]。这些考古发现表明当时的环境应是水域宽阔,气候温暖湿润。

另外根据对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的孢粉分析,贾湖裴李岗文化的下伏黄土层的孢粉组合中,虽有少量喜暖的植物如杨属、茜草科、大戟科、水龙骨科等,但未见榆,少见栎,耐旱的蒿属、菊科、藜科占绝对优势,表明末次冰期之后的气温回升许多,但仍不很高,降水量也不大,属于温和半干旱气候。在下伏地层表面,即裴李岗人初来此活动时的地面上的孢粉组合中,喜暖的因素进一步增加,新出现榆属、枫香属、山毛榉属、水蕨属等,柳属和栎属比例也有所增加,环纹藻类比例增大,而耐早的蒿属等植物比例递减50%以上,呈现出蒿属草原面积缩小而湖沼面积扩大的趋势。反映的气候条件可能与现在相似或略暖湿些,属温和半湿润气候。到了裴李岗文化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现今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动物如鳄、闭壳龟、獐、鹿等,环纹藻类比例增大,蒿属等植物比例减少,反映出草原面积进一步缩小而湖沼面积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表明当时的气温和降水量都比现今这一地区为高,呈现温暖湿润的气候特征,与现在的长江流域气候相似[1]。

这些都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气候的状况出现了由干冷到温暖湿润转化的趋势,气温和降水量都有所上升,到了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时期,气候已转化为温暖湿润,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新石器时代的中期为距今约7000~5000年左右,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气候总体来说是以温暖湿润为特点。

经对大河村遗址T37厚度达9.7米的文化层剖面所含孢粉的分析,计有26个植物科属的花粉和9个类型的孢子,即:松属、桦属、栎属、榆属、胡桃属、藜科、蒿属、菊科、禾本科、莎草科、毛茛科、唇形科、水龙骨科、卷柏科等。据对这些孢粉组合及其在遗址剖面纵向上的变化分析:从木本和草本植物花粉及蕨类孢子数量上看,在9.4米左右以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较多,占孢粉总数的53.7%;乔木植物花粉占45.6%,蕨类植物孢子仅占0.7%。向上9.4~3.8米,木本植物花粉占优势,最多可占孢粉总数的84.1%,草木植物花粉次之。3.8~1.5米,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占优势,未见孢子。1.5米以上至表土,木本植物花粉又超草本植物花粉,孢子含量较多,并多是石松目类孢子。在木本植物花粉中,从针、阔叶植物花粉和灌木植物花粉比例上看,针叶植物花粉多于阔叶植物花粉,最多可达木本植物花粉总数的90%以上,并且主要为松属,阔叶植物花粉含量较少,最多可达木本植物总数的22.2%,其中主要是桦、栎、榆、椴、胡桃等,灌木植物花粉甚少,仅有麻黄等。在剖面底部、下部及顶部草本植物的花粉种类较少,中部种类较多,除9.4米处禾本科花粉数量较多外,其余处均是蒿属,藜科花粉略多。从以上孢粉组合中既有相当数量的木本植物花粉、又有一定数量的草本植物花粉,且常常前者较多,显见当时应是既有森林又有草原的森林——草原植被。在广阔的平原上生长着大量的藜科、蒿属、禾本科、菊科、毛茛科、十字花科等一年生或多年生的中生、旱生草本植物,还有少量桦、榆、栎等阔叶植物点缀其间;在河岸边及池沼旁生长着一些禾本科、莎草及水蕨等湿生、水生草本植物和孢子植物;在较近和远处的土丘、山岗、低山及丘陵之上生长着大量针叶植物松属及少量榆、栎、胡桃、椴等阔叶树木,在林下及林边生长着灌木、麻黄及禾本科、菊科等草本植物和水龙骨科、卷柏属等孢子植物,说明当时距大河村较远之处或四周被森林覆盖,附近分布着灌木草丛。再从在大河村遗址发现的鱼、貉、獾、牛、鹿、麂、猪、竹鼠等动物遗存看,说明当时在茂密的森林和杂草灌丛、竹林中时有成群出没的野生动物,河湖中常见尾尾游鱼。[1]

有学者还根据大河村遗址流行的整塑整烧的建筑技术和遗址出土有莲籽、螺壳及蚌刀、蚌镰等器物,结合发现的貉、麂、竹鼠等动物骨骼,得出大河村仰韶期冬季较今温暖,年降水量较现在为多的结论,而且指出在年降水量大于1000毫米时才能满足竹子正常生长的需要,故推测当时的年平均降雨量应大于1000毫米。[1]

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同样证明了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温暖特征。下王岗遗址位于淅川县城南约35公里下王岗村北的红石岗上,面积约为6000余平方米,一般厚约2~3.5米,部分厚度达4米左右。包含着西周、先商和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和仰韶文化等不同时期的文化层达九层,在下王岗遗址中一共发现了31种动物,以它们现在的分布范围而论,其中有11种动物,如孔雀、猕猴、大熊猫、苏门犀、亚洲象、麂、水鹿、轴鹿、水牛、苏门羚和豪猪等是适于温暖或现今分布更偏南的动物,占35.48%;其余是长江南北均可见到的适应性较强的动物,占全体的61.29%。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批材料中,以第七文化层到第九文化层(即仰韶文化层)发现的动物种类最为丰富,共有24种动物,其中喜暖的动物有7种,占29.17%,其余为长江南北均可见到的适应性较强的动物,占70.83%,这是喜暖动物所占比例最多的时代,说明仰韶文化时期是下王岗遗址最温暖时代的代表。[1]

新石器时代的后期为距今约5000~4000年左右,这一时期以龙山文化为代表,这个时期的气候仍是以温暖湿润为主要特征。

淅川下王岗第四文化层是龙山文化时期,在这一地层中出现有喜暖动物的遗骨。其中水鹿标本和轴鹿标本为新增种类,而此种水鹿现在只产于我国的四川、云南、广东和台湾等省,以及印尼的苏门答腊、爪哇和加利曼丹等地;而轴鹿现分布于孟加拉、印度支那、缅甸和泰国等地。下王岗龙山文化层中出土的动物种类共有九种,喜暖的动物占22.22%,喜冷的动物占11.11%,其余为适应性较强的动物占66.66%,[1]这说明在龙山文化时代中原地区的气候仍然是温暖湿润的。

在杞县段岗龙山文化层选取的剖面上发现孢粉155粒(样品编号为QⅱLSH),草本植物花粉含量占总孢粉量的65.8%,主要是葎草属、蒿属、藜科、锦葵科、禾本科及少量的十字花科和个别香蒲(TYPha);蕨类孢子占孢粉总量的31.6%,主要为水龙骨科(Polypodiaceae)、石松科及中国蕨科;木本植物花粉为少量的松属、桦属(Betula),仅占孢粉总数的2.6%。构成萍草一篙一松一水龙骨一石松孢粉组合。草本花粉和蕨类孢子的大量出现是气候湿润环境的反映,大量的水龙骨蕨类植物更说明了温湿的生长环境。[1]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原地区温暖湿润的气候一直持续到殷商时代中晚期。根据德日进、杨钟健对河南殷墟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的研究和鉴定,这些骨骼中包括29种动物,其中属于亚热带地区生活的动物有獐、竹鼠、犀牛、象、貘、圣水牛等种,除了上述动物外,在有关殷墟动物遗存的报道中,我们还可以见到雉科的原鸡和鲟鱼这两种南方动物。前者目前仅分布在云南、广西、湖南等山地,后者推测为中华鲟或达氏鲟之一,均产于长江流域。[1]竺可桢先生还指出当时安阳人种稻,在殷历的第二个月或第三个月,即阳历三月份开始下种;比现在安阳下种到四月中,大约早一个月。[1]竺先生以此而论,当时中国境内的年平均气温较现在高2℃左右,一月平均气温较现在约高3℃~5℃。据此推论,当时豫西地区北部安阳、林县一带的气温约与今信阳南阳一带相似,全部属于亚热带的范围。[1]

(二)商末至西周——气候环境渐趋变化

西周时期的气候特征主要是干旱,寒冷。特别是在西周后期的厉、宣、幽王时期大约一百余年,黄河中游气候严重干旱,连年发生大旱,河流池沼干涸,土地荒芜,森林草木枯死。气候和环境资源状况是历史上较为恶劣的时期。

商代末期(即距今3100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环境开始恶化,气候特点由温暖湿润变为干旱而温热。[1]古本《竹书纪年》说文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绝”,《墨子·非攻下》、今本《竹书纪年》谓商王纣时“雨土于薄(亳)”,《国语·周语上》载“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这些都表明了当时气候的干旱。虽然气候干旱但仍处于温暖时期,从甲骨文和文献资料中可知当时还有犀牛、大象、鹿等喜热动物存在。

然而这种状况并未持续多久,竺可桢先生也指出“周朝的气候,虽然最初温暖,但不久就恶化了”。[1]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砺”。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孝王七年冬“大雨雪,牛马死,江汉俱动(冻)”。幽王四年“夏六月,郧霜”。十年秋九月“桃杏实”。《诗·小雅·正月》也记载幽王时“正月繁霜,我心忧伤”。这些记载都说明了西周时期黄河中游气候的寒冷。

由于气候的寒冷,犀牛、亚洲象、圣水牛、竹鼠等许多喜热动物开始南迁,如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说“昭王十六年,伐荆楚,涉汉,遇大兕。” 兕就是雌性的犀牛。而犀牛在中原地区越来越少,(夷王)“猎于杜林,得一犀牛”。

据文献记载,周厉王时期旱灾即见端倪,历宣王、幽王而至于平王,前后达150余年。今本《竹书纪年》记厉王“二十二年,大旱”,“二十三年,大旱”,“二十四年,大旱”,“二十五年,大旱”,“二十六年,大旱”。宣王即位之后,这种罕见的大旱灾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年年如故。《通鉴外纪》[1]记载说:“二相立宣王,大旱。”皇甫谧《帝王世纪》亦记载“宣王元年,天下大旱,至六年乃雨”。[1]严重的干旱造成草木干枯,河流干涸,甚至许多人都因干旱而病死,可见旱灾的严重。至周幽王二年“三川竭,岐山崩”,[1]严重的旱灾一直持续到西周灭亡之后。

另外从西周时期的考古发现与孢粉组合分析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气候情况,根据黄河中游黄土剖面不同层面花粉属种的植物生态学特点,可推知其时的植被与气候状况。在陕西洛川、武功和岐山的地层剖面上,其古土壤层位上常有栎、榆、槭,胡桃、臭椿等木本花粉,甚至还有亚热带的漆、栗、化香、枫杨、枫香和山胡桃等木本花粉,可见他们形成于温带阔叶林环境。但在黄土层位,上述乔木类就非常罕见,而菊、蒿、葵等的草本花粉成分就异常突出,表明他们是形成于草原、荒漠草原环境的时期。[1]

由上述材料可知西周时期气候是干旱寒冷的,东周时期的气候在文献中也有反映,多是记载当时中原地区以寒情为主,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有始皇二十年新郑地区的大雪厚达二尺五寸。也应该是比较寒冷的。

(三)秦汉时期——气候状况与今相近

秦汉时期的气候与今天中原地区的气候差别并不大。文焕然先生从冷暖和干湿两大气候要素的变动方面对秦汉时黄河中下游的气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汉代黄河中下游大区域的温度变迁,找不出日趋寒冷的征象”,“汉代各世纪内的多雨、少雨期也是交替出现的,各期多雨、少雨的程度也不一致”,“多雨少雨交替出现,并无显著日趋湿润或显著日趋干燥的现象”。“总括的说,汉代黄河中下游的气候变迁,诚然与现代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却和蒙文通、胡厚宣等所称日渐干寒不符合,也和竺可桢等的脉动说有些不同;实际上是与现代相差不很大。”[1]

首先,就河流的冰期而言,文焕然先生根据《吕览·孟冬纪》、《淮南子·时则训》“(孟冬)水始冰,地始冻”的记载认为秦汉时中原地区至少在阴历十月水、土已结冰。而《吕览·仲秋纪》、《淮南子·时则训》记秦汉时代封河的日期是仲冬之时,即所谓“(仲冬)冰益壮,地始坼”,仲冬之时当为阴历11月,而以崔寔《四民月令》中所称“二月阴凉毕泽,可菑美田、缓土及河渚水处”的记载来看,当时大概3月断冻,水冰地冻的时期达5个月许。[1]那么,从建国后河南省气象局提供的洛阳郑州两地的五十年代中期的平均结冰期来看,洛阳地区初冰在每年的11月19日左右,终冰期在3月30日左右,冰期长132.8天;郑州地区初冰在每年的11月15左右,终冰期在3月12日左右,冰期长约116.8天。因此可知秦汉时期与今天气候大致差异并不是很大。[1]秦汉时期以二十四节气中的“小雪”作为黄河流域中部平均初雪期的开始,而以霜降为平均终雪期,故《论衡·变动篇》称“中州内正月二月霜雪时降,北边至寒,三月下爽,未为变也。”可见秦汉时期中原地区大抵3月断雪,雪期历时五个月许。[1]而今天黄河流域中部的平均初雪期为11月下旬,与秦汉时代黄河流域中部为阴历10月中者无很大出入。[1]

其次,炎热季节出现的日期与秦汉时期也非常符合。秦汉时黄河流域中部地区以阴历六月中为大暑,也就是最热的时期,立秋后初庚为后伏,其时稍晚于大暑,或在六月下旬,所以秦汉时代中原地区最热期约为阴历六月底或七月初,这与现今西安、郑州一带的平均气温,以公历7月为最高,故无殊异。[1]

最后,秦汉时期中原地区干季和雨季的出现与现在干季和雨季的出现也大体相当。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降水的空间分布有相当的差异。第一江淮间地区主要接近黄河下游的东南部,这一地区相当于今天中原地区东南和南部,秦汉时期这一地区的降水多集中在阴历五月下半月到六月上半月,所以《要术》卷三引崔寔《四民月令》说:“五月芒种后……霖雨将降,储米榖薪炭,以备道路陷滞不通。”第二,黄河下游的北部地区,这个地区相当于今天中原地区的北部一带,其降水多集中在夏秋之交。第三,黄河中游地区,这一地区包括今天豫西一带,其降水多集中在阴历八月,所以《汉书·食货志》中说这一带的农民“秋不得避阴雨”。《汉书·沟洫志》说:“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因此,文焕然先生认为上述秦汉时期这种干季、雨季的地域差异与今流域相类似,可见秦汉时代流域降水的一般情况与今天没有很显著的差异。[1]

(四)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气候寒冷与温暖的交替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地区的气候主要是寒冷干旱,不仅反映在农业物候上也反映在一些极端寒情事件上。在正史记载中中原地区大雪,陨霜,霰雨等寒情屡见不鲜。

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黄初六年(225)“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戍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竺可桢先生认为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那时候已比现在寒冷了。[1]《资治通鉴》卷一四八中还记载了淮泗尽冻的又一寒冷事件。天监十四年(515)冬天,中原地区气候寒冷,不仅淮水、泗水又一被冻,而且浮山堰士卒被冻死大半。所以史籍载:“是冬,寒甚,淮泗尽冻,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农业生产与气候息息相关,约成书于公元533~544年的北朝贾思勰所撰《齐民要术》中的《种谷》记载:“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与现在相比较,当时春季物候推迟了十天至半个月,即春季温度比现代低,这显然是寒冷期的现象。另外在《齐民要术·安石榴》中记载:“十月中,以藁裹而缠之(不裹则冻死也),二月初解放。”现在河南、山东等地石榴树不需要盖埋就可以在露地过冬,这表明当时冬季气温比现在要冷。《黍穄》:“常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冻树日种之,万不失一”,自注云:“冻树者,凝霜封著木条也。”此种冻树现象即现代的雾淞。贾思勰以此作为第二年黍子播种宜日的指示现象,说明当时的气温较低。

不仅是在中原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黄淮平原上都是极端寒冷的,这一寒冷期可以大体分为两个寒冷低值期,第一个寒冷低值时期出现在3世纪70年代至4世纪的第一个10年,时间长约40年。这40年中最主要的特点是寒冷事件出现的频率很高,这无疑说明这40年气候的寒冷波动。第一个寒冷期过去后,黄淮海平原上的第二个寒冷期至少在北魏初年已有迹象了,魏晋开始的第二个寒冷过程大约持续到6世纪20年代。[1]

隋唐时期是中国近五千年以来气候变迁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属于竺可桢所划分的四暖四寒模式中的第三个温暖期,即600~1000年,一般称为隋唐温暖期,以后学术界对竺氏的研究做了进一步深入的探讨,认为隋唐温暖期间有由暖转寒的气候波动,有相对寒冷的时期,但总体上而言隋唐时期的气候仍是处于温暖期。

从物候方面来看,龚高法等依据梅树分布于黄河中下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柑橘基本无冻害、春季物候期较今早10~15天等物候证据,认为隋唐温暖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与现在相比“北移1个多纬度”。[1]王邨先生根据考古发掘遗物和历代文献记载的旱涝资料,采用历史研究和近代分析方法相结合的途径,研究得出了中原地区近五千余年来气候在年降水量(干湿)方面的变迁曲线。他认为自秦汉统一以来,中原地区二千多年来,共有九个大的偏旱少雨期及八个长的湿润多雨期,目前仍处在降水较少期中的偏干段。丰、枯期总是交替循环的出现,然而丰、枯期的时间有长、有短,风、枯期交替循环时段内的振幅,亦有高有低。具体来说,自西周以来,中原地区有一系列的丰雨期和枯雨期交替循环出现的情况,不过丰雨期、枯雨期的时间有长有短,风、枯期的严重程度也有所不同,其中最严重的干旱少雨期为公元前870年至721年,也就是西周晚期至东周初期,此时历宣、幽、平之世,公元300年至580年,即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最湿润多雨期为公元630年至800年的唐朝时期。如图[1]:

从王邨先生所绘制的中原地区近五千余年降水量变化曲线图来看,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的确存在着长达近200年的丰雨期,而且丰雨期间振幅较高,达到了纵坐标所表示的降雨丰枯级别的第二级,即湿润多雨级。而从晚全新世2000余年以来,中原地区的降水和温度变化过程来看,本区降水和气温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温暖时期气候为多雨湿润;反之,寒冷时期气候干燥少雨。对河南省11个地市30余年的实测气温与降水量进行相关分析,也表明气温与降水量具有很好的正相关系,符合我国东亚季风气候的基本特征。[1]所以隋唐时期气候温暖而湿润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五)唐末至两宋——气候变化经历了由温暖到寒冷的过程

唐末至北宋中后期,中原地区一直都处于温暖期,北宋后期气候出现了转折,进入我国历史时期新的寒冷期。

《宋史·五行志》等史籍中有关开封地区此期出现冬无冰雪或气候偏暖的史料涉及49个年份,明显超过同一时期涉及31个年份的冬寒记录。至于有关冬暖的记录频率,其比例则更高。这表明开封当时是处于暖冬时期。开封地区冬季无雪或少雪的原因虽有多种,但大多是当时温度偏高、缺少强冷空气影响所致。因此有学者指出,“研究用极暖与极寒事件拟合1000年以来我国温度曲线,在北宋这一时段也是明显偏暖的”[1];“北宋史料中冬季少雪或无雪的记载,大部分应相对应于暖冬现象”[1]。有关这类气候的大量记载,表明北宋开封的气候是处于相对温暖的时期。在北宋的史料中,也不乏见到祈雪的记载,如乾德元年闰十二月甲寅,太祖“命近臣祈雪”;雍熙元年十二月甲辰,宋太宗对宰相说“今冬气和暖……若得三五寸雪,大佳”。在当时的夏历十二月甚至是闰十二月,东京等地还未下雪,说明当时冬季偏暖且缺雪。

另外还有大量的物候学方面的资料,也能够印证北宋前中期大部分时间内的冬季气候偏暖的状况。梅树只能抵抗-14℃的最低温度,所以只有在温暖湿润的条件下才能生存,北宋时期,东京地区多见红梅、江梅等多种梅树。北宋诗人梅尧臣的咏梅诗道:“此土只知看杏蕊,大梁亦复卖梅花”;“驿使前时走马回,北人初识越人梅”;“忆在鄱君旧国傍,马穿修竹忽闻香。偶将眼趁蝴蝶去,隔水深深几树芳”。[1]宋人朱弁也曾说:“顷年近畿江梅甚盛,而许、洛尤多,有江梅、椒萼梅、绿萼梅、千叶黄香梅凡四种。”[1]《宋史·地理志》载,东京御苑与后来的万岁山等地都有“梅渚”、“梅冈”。其中梅冈“植梅以万数,绿萼承趺,芬芳馥郁,结构山根,号‘萼绿华堂’”,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❻ 有没有一些关于一二九师精神的小故事,讲给小学生的

弘扬“一二九师精神”做“白求恩式”的好医生​​发布时间:2012-06-14来源方式:原创​​​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于担当、勇于胜利”的一二九师精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精神风范的生动写照,是我党宝贵的政治财富。今天,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大力弘扬一二九师精神,深刻领会其真谛,对促进我们的工作非常之必要。 我是听着老人讲刘邓大军带领一二九师英勇作战的故事长大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对八路军充满了敬意,记不清有多少次梦到自己成为了一名百战百胜的一二九师中的八路军战士,八路军的神勇已深深的印在了脑海里,致使“参军”一度成为我的理想。 长大后,我未能如愿成为一名穿军装的军人,我成为了一名穿白大褂的白衣战士。理想化为泡影,我心里不免失落,在家长和前辈的谆谆教导下,我很快调整情绪,全身心地投入到医疗事业中。 不知不觉,我从事麻醉工作20多年了,20年多来,我认真钻研业务知识,积极开展新业务新技术,从一名医学生成长为一名麻醉科副主任、一名五官科麻醉科专家,我积累了丰富的临床麻醉经验。一路走来,我细细品味,每当工作中遇到困难,我都会用一二九师的精神激励自己,战胜困难,不断成长,不断进步,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记得2001年9月,为了配合耳鼻喉科开展新业务,领导安排我到北京同仁医院进修学习,当时,孩子刚上二年级,家住较远需要每天接送;加上父亲多病,母亲手腕骨折;家庭的诸多实际困难让我外出学习却步,我的内心很纠结,最后,在一二九师精神的激励和家人的支持下,我顺利完成在北京同仁医院的进修学习。学成归来后,在医院我率先开展静脉吸入复合麻醉、控制性降压、腰硬联合麻醉及术后镇痛等技术,使耳鼻喉科手术量大大增加;使全麻手术患者由过去的带气管插管未苏醒回病房,变为麻醉术后在手术室拔除气管插管,清醒后送回病房。这样既为手术患者增加了安全性,又减轻了全麻术后护理的繁琐和风险,受到手术医生、护士、患者和家属的一致好评。 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我们麻醉医生的天职就是为每一个人保护这仅有的一次生命,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实现他人生的诸多愿望。同样的,我们每个医生的生命也只有一次,作为医生的我们怎样利用这仅有的一次生命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呢?“一切为了病人”是最好的答案。我认为:为病人全心全意的付出,给他们创造世界的机会,同时我们也在改变着世界,我们成了当代的英雄,成为和平时代医疗战线上的“一二九师”。 多年来的工作经验让我体会到,要做个白求恩式的好医生,除了医术精、医德好之外,还要和患者多多沟通,尤其在医患关系紧张的今天,如果我们再讲究些医患沟通的技巧和艺术,那么,不仅能让患者满意,也会使自己对从事的职业有一种成就感。 记得有一次值主班,为眼科一名斜视病人签麻醉知情同意书,在详细为患儿父母讲解麻醉可能出现的风险之后,病人家属不签字,一再恳求我,保证第二天手术麻醉万无一失,我劝慰家属说:我非常理解您们的心情,我会尽全力保证孩子的安全,但麻醉是有风险的,您有知情权,您不签字,我们明天就不能进行麻醉,这样会耽误孩子的治疗时机,您们可以再考虑考虑,考虑好再告诉我。听了我一番肺腑之言,家属最终在麻醉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第二天该病人麻醉手术十分顺利,手术结束孩子清醒后,家属买食品和水果来道谢被我们婉言拒绝了。工作中这样的事例经常发生。 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一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本职,弘扬“一二九师精神”实质、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积极投身于“创先争优”和“修医德、强医能、铸医魂”活动中,做白求恩式的好医生,为手术病人保驾护航,为所衷爱的医疗事业奉献自己毕生精力。

❼ 三不沾做法与味道

三不沾是北京名菜,你知道怎么做吗?

提起老北京的“三不沾”让人垂涎三尺🤤,有时美食的诱惑力是十分巨大的,它常常会让人日思夜想,有种牵挂的情怀。据传日本天皇曾经专门派人到北京同和居购买“三不粘”,然后坐飞机带回东京给他品尝,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三不粘”据传是有典故的,乾隆时期下江南,品尝了桂花蛋,赞不绝口,于是赐名为“三不粘”。后来一直到了清末时期,这道小吃的做法,才由宫中流入民间的。

“三不沾”的特点
“三不沾”是老北京的特色小吃,它的特点是,菜色金黄,味香甜,炒制时要不粘锅、勺,盛时不粘碟、筷,吃时不粘牙,所以被称之为“三不粘”。它口感软香油润、浓甜不腻,有益智、开胃的功作用,尤宜于老人、幼童食用。

“三不沾”如何制作
其实“三不沾”用料比较简单,主要材料就是蛋黄,绿豆淀粉,水和糖,把这些材料混合搅拌均匀下锅炒至,在炒制过程中淋点色拉油,起到光滑作用。制作“三不沾”最关键就是要有耐心,文火不停搅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上劲,火候要求掌握好,要做到大火熬至糊状,中小火推搅炒法。在制作过程中锅边要及时捋干净,不要沾到锅边上即可。

今天我们就在传统的工艺和制作手法一样的情况下,给食材中加入芒果酱来制作“芒果味三不沾”。
实践操作
一、材料
蛋黄6个、水300克、糖80克、绿豆淀粉150克、炼乳20克、芒果酱50克。

二、 制作过程
1、在300克的水中加入80克白糖,20克炼乳搅拌均匀。

2、然后在糖水中放入150克湿绿豆粉混合搅拌至均匀。

3、在淀粉糊中倒入6个蛋黄搅拌均匀,然后放入50克的芒果酱继续搅拌均匀然后过筛备用。(过筛是为了去除糊蛋黄和芒果酱中的杂质,使口感更细腻)

三、炒制过程
1、大火把锅烧热,倒入芒果糊,快速搅动,然后关小火,顺着一个方向不停搅拌,要有耐心,不要着急。中途给锅边上淋入少许色拉油防粘。

2、芒果糊慢慢凝固后,离火用勺子继续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让糊成熟度一致,里面不能有疙瘩。

3、把锅在放回炉火上,继续炒制芒果糊成团,看到糊有点粘锅就在锅边淋上少许色拉油,让蛋黄、淀粉、油充分的融入成一体(锅边一定要捋干净,不然糊化程度不一致,影响口感)

4、用勺子不停地推搅。约炒10多分钟至蛋黄糊变得柔软有劲,色泽黄亮,不粘炒锅时即可。

5、这时我们芒果味的三不沾就制作好了,装盘开吃。

四、技术总结
1.必须选用绿豆淀粉,才能制成“三不粘”。其它淀粉做出来口感色泽都没有绿豆淀粉好。

2.顺着一个方向搅动,使蛋黄和生粉充分乳化,成熟一致,否则它就会成疙瘩。等颜色嫩黄,不粘锅时就可以了。做这道菜一定要有耐心,耐心也是制作这道菜的关键。

3、三不沾特别容易粘锅,要随时擦干净粘在锅边的芒果糊,还可以熬制成特别黏稠的状态下换锅,然后给锅边淋上少许色拉油,锅就会更加光滑,不影响我们后面“三不沾”沾锅的问题。

❽ 郑洞国的人物生平

1903年1月13日,郑洞国生于湖南省石门县一个农民家庭。家中有祖房10余间,田30亩。父亲郑定琼以种田为业,兼做裁缝。母亲陈英教,生育子女5人,郑洞国排行最末。
郑洞国7岁起在父亲启蒙下读《论语》等书,后进乡间私塾,熟读《四书》、《五经》,1917年又转入全部采用西式教学的石门中学附属小学。这年他已满14岁,但因对西学毫无基础,故学习一度相当吃力。是年冬,他遵父母之命,与邻乡姑娘覃腊娥成婚,婚后育有一女二子,夫妻感情甚好。1919年郑洞国升入石门中学读书,这时他的家境已大不如前,读书所费皆赖时任石门中学校长的兄长郑潼国供给。虽然生活非常清苦,甚至有时身无换季之衣,但他勤奋努力,学业大进。这年春末,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偏僻的石门县城亦为革命风暴所震撼,郑洞国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并参与清查、抵制日货的斗争。他痛感国事日非,从此立下从军之志,希望以武力振兴国家。
1921年春,湖南督军赵恒惕兴办湖南陆军讲武堂,澧州镇守使唐荣阳特在石门设考场招收学生,郑洞国欣往应试,旋被录取,赴长沙报到。孰料此时湘鄂两省军阀正在混战,赵恒惕的军队被打败,一时湘局大乱,陆军讲武堂被迫停办,郑洞国扫兴而归,重返石门中学读书。次年,他毕业于石门中学,到磨市乡小学任教。为谋今后生计,他于1923年再度赴长沙考入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由于他为人厚道,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深受师长喜爱。 1924年,他顶用别人姓名通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并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参加平定广州反动商团叛乱的战斗,担任广东军政府警卫。11月,黄埔一期学生提前毕业,他被派任教导一团第二营第四连党代表。
1925年2月,他随校军东征。次年,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一营营长。1926年7月,他随部编入东路军参加北伐,在攻打永定的战斗中,他率一营官兵担任主攻,这他灵活指挥,奋勇作战,仅激战半日便在后续部队支援下攻破城池,将孙传芳的福建督办周荫人打得落荒而逃,连周的尚有余温的大衣也被缴获。此后东路军主力掉头疾进,在梅州地区又围歼了周荫人的另一部主力。郑洞国以一营之众缴获敌人人枪各千余,再立战功。同年11因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3师8团团长。这时他刚年满24岁。这时东路军迭克漳州、福州等名城,于次年1月经古田、建瓯、浦城、仙霞岭进入浙江,沿途敌军望风披靡。东路军在杭州稍事休整后,再经泅安、广德、溧阳、句容直逼南京。3月下旬,东路军与北伐军第6军程潜部在南京胜利会师。北伐军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3月24日,英国兵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猛烈轰击南京下关和栖霞山等地,造成震惊中外的惨案。时郑洞国率部驻守栖霞山阵地,曾命所部炮兵向英海军坚决回击,1927年5月,郑洞国继续随军北伐,后因病调任总指挥部参议。参加龙潭战役后,由于病情转剧,不得不住进苏州更生医院。同年冬,他病愈出院,闻北伐军正与敌人相持于徐州以北地区,遂辗转经蚌埠前往徐海前线,被总指挥部任命为徐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后调任第9军教导团团长。1928年“二期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召开全国军事编遣会议,第9军教导团被编散,郑洞国重任第2师第5旅第10团(即改编前的第3师第8团)团长。此后,因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事集团间不断发生混战,郑洞国随中央军先后参加了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讨伐石友三以及1930年的中原大战。1931年夏,盘踞在河南新乡一带的军阀石友三再次拥兵叛乱,郑洞国所在的第2师奉命沿平汉路北上,配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将其全歼于河北定县一带。不久,广东军阀陈济棠又通电反蒋,第2师奉命星夜南下赶至湖南醴陵,准备进攻广东。广东事变和平解决后,郑洞国调任南京警卫第1师第2旅第4团团长。未及两月,又被调回正在鄂豫皖苏区与红四方面军作战的第2师,任独立旅旅长。次年秋,红四方面军向川陕地区转移,第2师奉命赴潼关、洛阳一带休整。时郑洞国已改任第2师( 师长黄杰)4旅旅长,率部驻于洛阳。
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又夺取热河,继而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在国难日深、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举国抗日的情势下,蒋介石下令抽调中央军第2、25、83师组成第17军(军长徐庭瑶)开赴古北口对日作战。在这之前,部队由于天天忙于打内战,早已厌倦了同胞间的互相残杀。能够有一个机会为国家效命疆场,尽军人的守土之责,所有人的心情都为之振奋。3月中旬,日将西义一率第八师团移兵古北口,欲集中兵力一举击破中央军,4月20日至28日,中日军队在南天门一线进行了八昼夜的血战。郑洞国率第17军2师4旅坚守南天门一线阵地,将士们只能忍饥受冻,在古老的长城上,以血肉之躯与兵力和火力都占绝对优势的日军殊死鏖战。战役期间,郑洞国曾奉命率部撤往后方休整,行军途中忽闻接防的第83师阵地被日军突破,部队伤亡惨重,师长刘戡愤而自戕未遂,形势岌岌可危。郑洞国心急如焚,立即率部星夜弛返前线,向日军发动反攻。此时我军阵地已大部失守,大批日军蜂拥扑来。郑洞国因兵力单薄,多次反攻失利。在这紧要关头,为示必死的决心,他脱掉军衣,只着白衬衫,提着手枪,亲自率领部队冲锋,官兵们见状士气太增,个个争先与敌拼杀,一时杀声震天,硬是将敌人击退了。至5月中旬,中国前线各军终因伤亡惨重、后援不继而先后节节抵抗后撤。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长城抗战宣告失败。消息传来,人人痛心不已。之后,第2师退驻北平。同年秋,郑洞国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次年春,他奉命提前结业,返回军中,率部和第25师75旅一起,开赴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担任守备第二线碉堡的任务。10月,红军失利后主力向湘贵方面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第4旅和第75旅尾追至芷江,又奉令调回北平驻防。1935年6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郑洞国所在的部队,全部忍痛撤出了北平。第2师奉命开赴徐州、蚌埠一带驻防。次年秋,原第2师师长黄杰调任税警总团团长,郑洞国接任了师长职务。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谋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何应钦下令各路中央军前往“讨伐”,郑洞国率第2师进驻潼关。未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2师撤回徐州。
1936年10月22日 郑洞国晋升陆军少将。
“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他又首先率第2师参加了平汉路保定会战。固守保定城至漕河一线阵地,多次予敌以重创。后军长关麟征阵地被突破撤退,郑的后方为敌骑兵包围,仍与日军血战一昼夜。保定城破后,又与敌展开巷战,幸而这时裴昌会将军率第47师冒死前来接应,才得以率军杀出重围。保定失守后,日军又连陷正定、石家庄等重镇,一直深入到豫东地区。在豫北安阳吃紧时,第2师曾奉命转移到林县一带山区进行游击作战,牵制日军南下。其间,郑洞国曾派突击队乔装日军,袭击了日军在安阳的机场,给敌人造成很大恐慌,其斗志之顽强可见一斑。不久第2师又作为第一战区预备队参加漳河战役,战役失利后奉命退往舞阳休整。
1938年3月,郑洞国率第2师参加徐州会战,当郑洞国率部昼夜兼程地从河南赶到徐州时,战局发生突变:日军精锐的第10师团已攻陷滕县,川军第122师王铭章师长以下两千余人全部阵亡,敌前锋部队正由滕县以东向枣庄快速南下。郑洞国考虑我军已来不及实施在运河以北临城一线迎敌的作战计划,即使先敌一步到达运河北岸,也将因立足不稳为敌击破,这样连徐州都会陷入险境。为此,郑洞国根据参谋长舒适存的建议,并报请上级同意,一面果断地指挥部队火速开往运河南岸占领阵地,掩护友军集中,以确保徐州。这时大批日军已进抵运河北岸,正积极准备渡河南犯。郑洞国率师主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赶到了运河南岸的利国驿立即与敌人隔河交战。但日军凭借强大炮火,攻势如潮。危急间,配属该师作战的重榴弹炮营及时赶到,郑洞国立即命令放列射击,十二门大炮齐声怒吼,一排排炮弹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打得日本鬼子狼狈逃窜、死伤枕籍,不得不放弃渡河打算,沿枣台支线转攻台儿庄。此战大大缓解了危殆的战局,为我军变更部署,调动兵力赢得了宝贵时间。事后,郑洞国回忆说,如果当时自己没有灵活机动的处理情况,使日军冲过运河,不但徐州势将难保,而且在运河以北枣庄、峄县间的中国军队亦将陷入困境,这样整个战局将面目全非,也不会有后来的台儿庄之捷了。
当夜,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新由郑州、洛阳赴援的第2集团军及第20军团110师接替52军防务,沿运河南岸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第20军团主力52军、85军让开津浦路正面,向峄县东北之兰陵、向城一带集结、迂回,待敌孤军深入时即南下拊敌之背,会同第2集团军将其聚歼。据此,52军连夜循运河南岸经台儿庄、兰陵镇开往向城秘密集结。以后,郑洞国指挥第2师参加了攻击枣庄、北大窑、峄县的激烈战斗。正当第20军团逼近台枣支线,拟合围进攻台儿庄之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时,在临沂方面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日军第5师团突以坂本支队4000余人绕道前往增援。第2师奉命随军团主力迎击,于4月6日将敌击溃于杨楼、底阁一线,随后乘胜与第2集团军会师,复将敌濑谷支队击溃,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后,中国军队追击退守峄县之敌,郑洞国率部以“精兵夜袭”的方式,一举攻占了峄县城外地形险要的制高点九山。军长关麟征异常高兴,亲自率人到九山阵地视察。后因日军不断增调援军至徐州战场,在前线的各中国军队相继撤至邳县以北沿运河一线拒敌,第2师担任燕子河、大刘庄一线防务,与敌反复鏖战20余日,阵地从未丢失,直至5月上旬才奉命撤出战斗,开往归德整补。在邳县以北地区防御作战期间,为便利后方交通,郑洞国曾命工兵连在碾庄圩以东的运河上铺设了一道浮桥。未曾想,徐州失陷前,在运河东北地区作战的中国军队主力十余个师,竟均赖此桥撤出了战场。撤出战场后,为躲避敌机轰炸,郑洞国率第2师昼息夜行,徒步行至归德。时薛岳正率大军在归德以东地区与敌大战,临时调郑部作预备队。不久战役失利,第2师撤往河南漯河,数日后又奉命经南阳、湖北安陆、随县开往武汉行军途中,原第52军军长关麟征将军升任第32军团长,他报请军令部让第25师师长张耀明将军升任该军军长,以郑洞国任副军长,气愤之下,遂坚辞不受,并向军令部请假离开部队,回到长沙。自次离开了自北伐以来就在其中服役长达十年的第2师,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被汤恩伯委任为31集团军第98军军长。在任不到一月,就受好友杜聿明之邀请降格出任新编第11军荣誉第1师师长。不久军长徐庭瑶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杜升任军长,改番号为第五军,郑调升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部队先驻广西全州,后调湖南零陵一带整训。荣誉第1师是由抗战中伤愈官兵组成的部队,作战有经验,军事素质较好,但当时内部人事关系复杂,纪律松弛,很难统驭。郑洞国到任后,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对部队一再严明纪律,加强训练,如某团长嗜赌成性,恶习难改,经再三劝导无改,郑毅然报请上级将其免职,于是全师肃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荣誉第1师的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为加强,成为一支抗日劲旅。
1939年11月初,日军为切断我桂越国际交通线,威胁中国后方,出动一个半师团兵力由北部湾海面登陆,在很短时间内连陷钦州、防城、南宁等重镇,其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第12旅团占领了南宁西北重要屏障昆仑关天险,桂南战局极为危殆。12月中旬,第5军(辖荣誉第1师、200师、新22师)奉命调赴桂南,很快包围了昆仑关之敌,并于18日晨发动猛攻。战役开始,荣誉第1师担任主攻,迭克要点,表现极为出色。日军在接连几次失败之后,恼羞成怒,频频派出援军,分乘40辆军车,强行通过第5军新22师在五塘的封锁线,驰援昆仑关。这些援军的到来加剧了第5军作战的困难,双方在昆仑关附近各高地拉锯争夺,战斗甚为惨烈,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情况,则第5军之前进攻所取得的胜利将前功尽弃。在战役关键时刻,郑洞国从容镇静,亲临火线,在友军的有力支援下,指挥部队先后攻克了罗塘、四四一高地、界首高地等几个重要制高点,最后终于攻克了昆仑关。说来也怪,郑洞国自东征以来,身经百战,既曾以连营官佐之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亦曾以师旅将领之威亲临火线督阵指挥,除台儿庄“银元”之险外,从未挂过彩,“福将”之名,当之无愧。昆仑关战役后,郑洞国带领荣誉第1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军长,旋改番号为第8军,率部参加枣宜会战,并担任宜昌以西、宜都以北长江一线防务近两年之久,多次击退日军进攻。
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为配合第九战区保卫长沙,第六战区大举反攻鄂西重镇宜昌,郑洞国则奉命以偏师抄袭敌后方交通,阻敌增援。他以一部兵力乘夜于荆州东南悄悄渡过长江,突袭沙市。日军猝不及防,被迫将兵力龟缩城内固守。郑洞国乘机率军主力渡江出击,一举攻占后港,并将汉宜公路彻底破坏,同时在襄河上截击敌水上交通,不仅消灭了大批日军,更使日军后方交通线彻底断绝了很长时间,有力地支援了战区主力围攻宜昌的战斗。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大胆的作战行动,使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大为赞赏。 1943年初,郑洞国受命担任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该军最初是由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退入印度的新38师、新22师组成的,以后又由国内空运补充了大批兵员,当时均驻在位于印度加尔各答西北的兰姆珈营地,接受美军的装备和训练,为尔后反攻缅北,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做准备。
根据重庆军委会的指示,郑洞国赴印的主要使命是,协调盟军人员同中国官兵的关系,团结部属,维系部队士气,确保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当时中国军队与盟国之间关系甚为紧张,美国人傲慢的做法和对中国的无礼令中国军队很是不满。
郑洞国到任后,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安抚军心,积极增进中美官兵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则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对于盟方某些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过分要求和做法,进行坚决而策略的抵制。由于盟方有识之士和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共同努力,不仅使驻印官兵与美军人员之间一度比较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下来,还使双方的合作氛围日益融洽。重庆军委会对于郑洞国在驻印军期间发挥的良好作用曾深表满意,一再给予褒奖,史迪威将军也多次称赞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爱国精神和温文尔雅的道德修养。
1943年11月底,蒋介石在参加完开罗会议的归国途中,携夫人宋美龄曾于兰姆珈作短暂停留,视察了训练营地。在看到受检部队装备精良、队伍严整、官兵精神饱满、士气旺盛之后,蒋介石深表满意。
1943年10月,缅甸地区雨季结束。中国驻印军由列多前进基地出发,在美国空军和工兵部队的配合下,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被世界上一些军事学家认为根本不适宜作战的亚热带崇山密林中,一面筑路,一面攻击前进,由此拉开了缅北反攻战役的序幕。至次年8月,驻印军和部分盟军部队经过无数次浴血鏖战,取得了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和密支那围攻战役的重大胜利,消灭了惯于在亚热带森林中作战的、曾在东南亚诸役中连连获胜、有“亚热带丛林之王”之称的日军第18师团。自此,印度经卡盟、孟拱至密支那之间的公路、铁路畅通无阻。盟国运往中国的战争物资也可以在密支那中转,不必再飞越驼峰,大大提高了运输量。
在作战期间,郑洞国经常亲临前线,鼓舞士气,视察督战,并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指挥与决策,为取得这些战役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4年8月,中国驻印军的新38师、新22师,与反攻战役开始后陆续空运到印缅地区的新30师、第14师、第50师,奉命编为新1军和新6军,美国将领史迪威仍任驻印军总指挥(10月以后由索尔登将军接任),并成立副总指挥部,郑洞国升任副总指挥。数月后,因国内战局吃紧,新6军奉调回国,新1军则继续前进,先后攻克了敌重兵防守的重镇八莫、南坎、芒友,于1945年1月下旬与中国滇西远征军会师于中国边境城市畹町。至此,中印公路全线打通。3月底,新1军又相继占领贵街、新维、腊戍、细包等要点,全部肃清了中印公路沿线及周围地区的日军,历时一年半的缅北反攻战役乃告结束。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5年2月20日 晋升陆军中将。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期,国民党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郑洞国奉命回国参加会议。在昆明转机时,郑洞国一行受到了昆明各界的热情款待;到达重庆时,冯玉祥将军亲自主持了有重庆各界出席的盛大仪式,庆祝缅北反攻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欢迎郑洞国回到重庆。蒋介石、何应钦等也分别召见郑并设宴款待,对他的工作和驻印将士的英勇作战给予高度评价,并授予郑洞国青天白日勋章。在5月5日至2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郑洞国还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45年7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分别撤销,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任命为第3方面军副司令长官。
1945年7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分别撤销,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
9月初,郑洞国随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等抵沪,接收上海、南京。不久又赴南京,参加了由何应钦将军主持的受降仪式,亲眼目睹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此后,郑洞国兼任京沪警备副总司令,经常往返京沪两地。 1946年2月,正指挥大军抢占东北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重病在北平就医,特电请郑洞国去东北代其主持军务。
同年3月初,郑洞国飞赴锦州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他按既定部署,指挥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节节推进。3月13日,苏联军队撤出沈阳后,国民党军队立即进占这座东北名城,并很快占领了一度为解放军控制的鞍山、营口、辽阳、海城、大石桥、抚顺等外围重要城市。此后,国民党军队兵分两路:新1军和71军沿中长路向北进攻;新6军和52军各一部进攻沈阳东南屏障本溪。但这两路军队相继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猛烈反击,损失惨重。郑洞国不得不亲赴开原设前进指挥所,指挥北路军队与解放军决战。杜聿明重病未愈,也匆匆由北平返回沈阳,指挥军事。然而,由于解放军顽强据守四平街,国民党军队屡攻不下,一筹莫展。杜聿明决定暂缓对四平街的攻击,集中兵力使用在本溪方面。5月上旬,国民党军队终于攻占了本溪。这时解放军部分主力由西丰南下,欲切断国民党军队中长路的后方联络线,开原、铁岭守军告急,杜急委郑洞国为前敌总指挥,率新6军、71军及52军各一部,星夜北上驰援。经双方激烈战斗,解放军放弃了四平街,实行战略撤退,国民党军队乘机占领长春、永吉等许多城镇,与解放军沿松花江对峙,郑亦将指挥所移驻长春。同年8月,为解除热河解放军对北宁路的威胁,郑洞国又受命在锦州设指挥所,指挥13军、93军及71军各一部,向热河解放军大举进攻。双方激战两月后,解放军主力相继转移,国民党军队控制了热河大部重要城镇。
1947年初,北满解放军渡松花江南下,威逼长春、永吉。至3、4月间,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乘国民党军队主力北上增援之际,大举向梅河口、海龙、新宾、柳河等主要据点进攻,并包围通化。郑洞国亲至抚顺营盘指挥所,星夜檄调新6军和13军前往救援,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始解通化之围。仅过一个多月,北满东北民主联军再度渡江南下,发起夏季攻势,重创国民党军队,并占领了法库、昌图,以十几万兵力围攻四平街。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也同时出击,继歼灭梅河口国民党军队一个师后,又攻占了重镇本溪。东北战局如此迅速恶化,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亲自飞赴沈阳视察,指示国民党军队放弃一些城镇,收缩兵力,以图固守。6月中旬,作为前敌总指挥,郑洞国奉命指挥53军先攻取本溪,解除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的威胁,然后转至铁岭,率新6军、93军、53军及52军一部北上驰援四平街。经过半个月的恶战,击退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四平街之围遂解,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才暂时缓解下来。
1947年7月,杜聿明因旧病复发,被迫离职去上海就医,由郑洞国代理司令长官职务。8月,陈诚来到东北,接替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他到任不久就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郑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其实等于挂名。1947年10月以后,东北解放军先后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由于陈诚优柔寡断,朝令夕改,国民党军队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北宁路交通被切断,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再次急转直下。蒋介石闻讯大惊,于1948年1月10日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部,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总司令,同时任命郑洞国和范汉杰为副总司令。不久,陈诚悄然离开东北,东北行辕随即也就撤销了。
1948年2月,东北解放军相继攻占辽阳、鞍山、法库、营口等重要城市,3月中旬再克战略重镇四平街。为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在四平街战局吃紧时,卫立煌派郑洞国先后飞往长春、永吉,部署、指挥驻永吉的60军向长春撤退。此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仅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及周围少数中心城市,处境岌岌可危。为使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免遭覆没,郑洞国曾建议再进一步主动放弃长春,集中主力于沈阳、锦州之间,以期能战、能守、能退。但蒋、卫认为弃守长春会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况且固守在长春尚可扯住解放军南下的衣襟,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军事压力,所以没有采纳郑的意见。非但如此,蒋、卫还拟让郑兼任第1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担负固守长春的任务。此时长春已经在解放军的四面包围之中,郑洞国的许多幕僚、好友都劝他不要从命,郑自己心中也颇踌躇。3月下旬,在蒋、卫一再催促下,他只好飞赴长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时光。
当时长春驻有新7军、60军及第1兵团直属部队、地方保安部队等约十万之众,市民亦有近20万人。守军除尚控制着城外飞机场外,与外界联系均被切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处境艰难。郑洞国到任后,锐意整顿防务,安定人心,希望能凭借长春的坚固城防,长期固守下去。5月下旬,他曾出动部分部队向城外出击,准备在城郊搜购一些粮食。解放军乘机反击。结果守军不仅兵力受到很大损失,连飞机场也丢失了。此后10万解放军在肖劲光指挥下攻城也被击退,遂改强攻为长围,城中饿死民众数万,军队中因饥饿患浮肿症、夜盲症的官兵也日益增多。
1948年9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发起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郑洞国乘解放军主力南下围攻锦州之机,曾集中两个师兵力作试探性突围,但遭到解放军围城部队的顽强阻击,被迫缩回城内。10月中旬,解放军攻克锦州,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在长春、沈阳等地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顿成瓮中之鳖。在锦州被解放军攻克前后,蒋介石曾几次严令郑洞国率部向沈阳突围,但因守军长期饥饿,体力虚弱,士气亦极低落,郑部下将领皆无突围信心,故突围之议几次搁浅。10月16日,郑洞国下决心执行蒋的突围命令,召集部属制定了突围计划,决定在第二天拂晓行动。但当天夜里,曾泽生率60军宣布起义,打乱了郑的部署,突围被迫中止。此时郑洞国虽然对突围已彻底绝望,却仍决心为“党国”效忠到底,拒绝了解放军方面要其停止抵抗的要求。他仍率特务团死守中央银行大楼,还亲笔写下与蒋介石的诀别书。然而他部下的官兵们却不愿再为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做殉葬品了。19日上午,新7军全体官兵宣布放下武器。21日凌晨,据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兵团直属部队以突围为名挟持郑洞国亦放下了武器投诚,长春获得了解放。 1950年,他去上海治病路过北京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肖劲光和肖华两位将军劝他出来工作,他以不愿与故旧兵戎相见为借口而拒绝。
6月举家迁往北京,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郑洞国是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同学会副会长;自1979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郑洞国曾先后任民革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在担任民革中央领导职务后,他不顾年老多病,不辞辛劳,努力工作,为民革的建设和发展投入了大量心力。他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真诚希望海峡两岸能够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他多次接待从台湾和海外来的古旧袍泽,耐心地向他们介绍情况,解释政策,并呼吁他们响应祖国的召唤,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历史伟业而共同努力。一直到晚年,他还坚持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为国家的改革和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不遗余力,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91年1月27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2月26日,郑洞国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几乎与此同时,在海峡彼岸,也举行了郑洞国追悼仪式。在数百名黄埔系的将领中,他是两个同被两岸追悼的将领中的一位。

❾ 安阳说完整版的歌词谁有

作词:冯旭东
作曲:冯旭东
演唱:冯旭东
编曲:张真声余雷

歌词:
三千年的文化
一片甲骨惊天下
泱泱大国五千年
司母戊鼎 震我中华
我说“安阳说”
我想说 我就说
说出我们的特色
说出我们自己的风格
我们的生活我们去琢磨
我们的想法比上一辈人灵活
可的劲儿类叫你找
安阳文化你知多少
不是兄弟我给你吹
安阳话就诶好
老城诶家家有厨房棚的
院儿类德一根儿晾衣绳的
有诶还住的呢小二层的
天冷睡觉还的把头蒙的
腚儿们打麻将谁都被也呔的-哟嗨
四额人坐浪内样桌的带中间摆的-哟嗨
喜不出儿出的手才将将打罢骰子-哟嗨
还么打老了几张儿牌捏庄家挂花儿逮的-哟嗨
口儿兴 没有法儿 谁赢谁请客儿
安阳人 好说话 都被也扣三儿
安阳中安阳神安阳是河南诶北大门
安阳棒安阳好安阳好吃类真不少
南关老崔家扁粉菜 东边儿有吕村饸饹面
上烩菜粉浆饭拿的馍啃的咸鸭蛋
你要觉类不够吃咱继续往下说
内黄有烧灌肠有空儿尝一尝
道口烧鸡美名扬曲沟驴肉强
酥肉皮渣扣碗香嘴水流两行
气布袋最好吃香飘往里么法儿藏
盛德利聚宾楼安阳特产应有尽有
模糊的夕阳光掠过文峰塔上
万家灯火开始点亮
听我的安阳说实际在说安阳
能唱的和我一起唱
安阳历史悠久名胜古迹应有尽有
历经沧桑永不腐朽山摇地也抖
汤阴岳飞魂一曲还我江山泣鬼神
精忠报国刺在身打拼天下一代功臣
湵里城中阴森森 占卜算命神
神医扁鹊登上门救死扶伤好心人
人工天河红旗渠号称世界八大奇迹
滑县瓦岗寨英雄程咬金
妇好墓甲骨文聪明绝顶的安阳人
文峰塔殷墟苑勤劳善良后继有人
书写一张安阳名片惊天动地
其实这里还有很多文化古迹
淳朴善良勤奋工作同时我们也很幽默
我用安阳话来说希望大家一笑而过
一扫而落一听就乐一语道破
这段“安阳说”说得不会错
继续听继续听听我说啥叫神经
继续听继续听听我说啥叫傻青
继续听继续听好歹都分不清
继续听继续听你就非得当哟烦人精
特给我说特有能力当哟款儿款儿款儿
但是么见特奋斗光天天见特耍儿耍儿耍儿
光天天满脑的想诶都诶钱儿钱儿钱儿
我还一么说地昂有钱儿就赶紧问我哪儿哪儿哪儿
几起几落几春秋斑驳的城墙
抹不去弹痕留的伤
谁唤得殷商安阳老城换荣装
谁记得九府十八巷
小动儿咱都玩类游戏样儿都成啊美好回忆
死鸡的烂白菜摸摸哪儿来就回来
指星星过玉儿好玩得劲依旧存在
扇卡片儿脏铁片儿砸平奥诶酒瓶的盖儿
反过来就算赢赢奥高兴诶不能行
灯笼会灯笼会灯笼灭老回家睡
灯笼会灯笼会灯笼灭老回家睡
灯笼会灯笼会灯笼灭老回家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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