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蝗虫

1. 1948或1949是否在华北河南地区发生过蝗灾有具体在哪一年

1942年河北省黄骅县一带的蝗虫不仅把庄稼、芦苇吃得一干二净，连糊在窗户上的纸亦吃得精光。一群飞蝗窜进农民屋里，竟然咬破了孩子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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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乡档案馆记载，“1942年8月，蝗虫蔓延获嘉、辉县，遮天蔽日，方圆数十里，落地二三寸厚，数时禾苗叶茎尽被吃光。”

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据河南籍作家刘震云披露（见他的历史报告作品《温故1942》），在他的家乡河南省延津县，上岁数老人提起1942年，仍然不堪回首。“飞蚂蚱那一年，一个村饿死几十口。”“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刘震云的二姥娘、三姥娘都做了流民，二姥爷、三妗子都饿死在路上。姥姥同村的郭有运，逃难中因卖小女儿为老母亲看病，与老婆大打一场。老娘最终还是病死了。大女儿害天花死在洛阳教会的慈善院。扒火车去潼关，儿子掉到车轮下被轧死。等到陕西，全家六口只剩老婆和他，给人家放羊。不久老婆又被人拐跑，下落不明。郭有运命大，至今健在。回忆起往事，他说：“早知道一家人这个下场，哪用逃难啊，在家等死一家人死在一起也比这强。”

据当时重庆《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报道，在如此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向河南征集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数额一点也没减少。陈布雷说，蒋介石根本不信河南有灾，说省政府虚报灾情。河南省主席的灾情报告里有“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字样，蒋介石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2. 1942年河南大饥荒，灾情到底有多严重

1941年夏天，洛阳城内，四处弥漫着令人不安的情绪。

那时，日军已经占领了黄河北岸所有重要的渡口，他们的前哨部队随时即可兵临城下，在洛阳的街头已能清晰地听到日军的炮声。尤其，当中条山失守，日军腾出了更多的飞机来空袭这座城市的时候，人们感到，灾难已经越来越近了。

当时，一名叫格兰姆·贝克的美国画家，刚好来到这座城市，他看到，“那些轰炸机整天在上空盘旋、俯冲、活像一群马蜂在折腾一只鼹鼠”“这城市就像个把木板拿开而现出原形的蚂蚁窝，人们在连滚带爬地乱跑”。

在尘土飞扬中，在越来越高的警报器的调门所制造的恐惧之中，到处都是惊慌失措出城逃难的人们。傍晚，当敌机远去的时候，“朝西去的大路上就充满了从洛阳出来的缓慢蠕动着的人群，有的步行，有的乘大车、人力车、排子车、汽车。……人们的叫骂呼喊传到远处的田地里，混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低沉的音响，像只受伤了的野兽把血淌进一条长河时的沉吟。”（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

然而，当洛阳城内正笼罩在战争的恐惧和威胁下时，格兰姆·贝克在周边的农村却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农民们在静静的田野中安详地干活，“当成千上万精神失常的城里人在乡间乱跑的时候，你总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务实的农民及其家属在忙着日常工作。全国农民好像用一条绳子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大家连在一起防止了那种如丧考妣的东逃西窜”。

一天，格兰姆·贝克经过一个在地边打歇的农民，他正在注视着那支长长的城里人逃难的队伍。当格兰姆·贝克走近时，这个农民做了个姿势，指着难民笑道：“他们没有办法！”然后，他用手指着自己和身后的村庄，骄傲地说：“我们有办法！”

尽管对日军的入侵并不感到害怕，但是那时，洛阳的农民们也有他们所担心的事情。

失序的农村

1941年，当城里人时时抬头看天，害怕敌机来袭的时候，洛阳乡下的人们却眼巴巴地盼望着乌云涌起。

那时，每天都有乡下的小脚老太太，穿着专为赶集的好衣服，跑不了路的小脚穿着红色的绣花鞋，进城去庙里烧香，祈求菩萨神仙们保佑给个好天气，有的不远数十里乘长途汽车而来，因不堪颠簸之苦而病倒。即便空袭期间，她们依然坚持进城，就像乡里人不为城市遭受轰炸而担心一样，那些懒洋洋地靠在防空壕边的城里人，见有农村来的小脚老太太扭过，也会嘻嘻哈哈地讥笑她们。

那个夏天，格兰姆·贝克看到的洛阳，也是一个正被干旱威胁的地方，“为旱灾所苦的田野，在万绿丛中显出一道道金色黄土的裂痕”“天空晴朗得毫无雨意”。从前一年开始，洛阳地区的降水量就明显少于常年，到了1941年，人们苦苦等待的降雨也始终未至，旱情依旧在蔓延。

其实，又何止洛阳，一场大灾的端倪已在整个河南平原显露出来。那一年，几乎全省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农作物严重歉收。到了1942年，情况更糟。陇海铁路沿线，各地春季缺雨，北风横吹，麦收几等于无；中部各县也苦旱无雨，麦收不过二三成；豫南地区原本丰收可望，但不意行将麦收的时候，大风横扫一周之久，紧接着阴雨连绵，农民坐视麦子满地生芽，收成不过三四成而已，秋种之后，一连三月，滴雨未见，秋收更属绝望。

那时，已有1/3土地被日军占领的河南，仍然是国民党手上最丰产的省份，国民政府从那里征购粮食供应着整个西北的军队、官僚和城市需求，这样的负担，令河南的农民在往年储藏下的粮食早早告罄。他们已在典当冬衣以及本就少得可怜的财产，砍伐庭院中的树木，以便筹资买粮来应对政府的横征暴敛。

更为不幸的，到了1943年，仍然是蝗虫、大水继续肆虐。在自然界连年的暴戾之后，那块曾布满村庄与良田，耕种小麦、玉米、谷子、大豆与棉花，养育着3000万生灵的广阔土地，已变成一个满目萧瑟、赤地千里的世界。

于是，与日军的入侵相比，农民眼前更为可怕的一场灾难——饥荒，已经降临河南。“在千千万万的村落中、山崖上、深涧里、陌头和阡边，都有饿得皮包骨头的人，提着篮子，拿着镰刀或系着钩子的长竿，在四处寻觅，捕捉能够救命的东西。”（李蕤《豫灾剪影》）当野菜、树皮、草根等也被吃光的时候，原本镇静的乡村和蔼温顺的农民们开始骚动起来。

本来传统的村庄，即使大多数人都未受过教育，但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使得融入其间的个体将稳定的秩序看得高于一切。然而，那时的河南农村，正如一位记者所见，满眼都是毫无秩序的状态，被饥饿驱使的人们，仿佛又回到了一个“野兽般的世界”。

集市上，到处出现了抢食的现象。当有人买了油条、大饼、馒头一类吃的东西后，饥民乘其不备，突然抢下填到嘴里吃着跑开，在将被追到时，就把鼻涕、唾沫弄在食物上，弃置地上，买主往往在对其一顿痛打之后，也便放弃了那被弄得肮脏不堪的食物。有的村庄，饥饿的农民们，聚众强入殷富的人家，取走他们能够带得动的任何东西，冲入麦田抢走田间的谷物。杀人越货的事件增加了，暴力的攻袭和劫掠，在乡间好像传染病一样蔓延。

严酷的现实，摧毁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在郑州，一对疯狂了的夫妇，为了在他们离家去找食物时，孩子们不会成为他们的累赘，就把他们的6个孩子绑在树上。在心智慌乱之中，有一对父母，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死，只是因为不愿听到他们嚷着要东西吃的声音。一无所有的父母，为了换一口活命的粮食，毫不犹豫地卖掉自己孩子，女孩子们也会被外地来的妓院老板以极低的代价带走。更有绝望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卖掉，换一顿最后的饱饭，然后自杀。曾经温情脉脉的乡村中，维系人心的传统伦理：道德与礼仪、亲情与怜悯统统都荡然无存。

在这样一个人间，人们该如何应对那无尽的苦难？

无奈的逃难

在传统的中国，应对自然灾害，强大的集权政府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当1940年代，河南的灾荒已成事实时，国民政府或耽于抗战，或碍于国际形象，却迟迟不见任何及时有效的行动，广大的灾区简直就是无政府的状态。于是，当遍地绝望的时候，茫然无助的灾民，只有向着更远的有粮食的地方逃难。

1943年春，修武县境内，能吃的东西全都吃了，人们还是填不饱饥肠辘辘的肚子。西村乡当阳峪村是个1500人的村子，1942至1943两年多的时间内便有1000多人相继死去，大道旁、草屋内，饿殍遍野，饥尸纵横。死亡的威胁下，大量的村民流落他乡。农民韩黑旦，先是让年仅11岁的长子随人逃荒出走，随后他也携带妻子和4岁的幼子去山西逃难，仅走到30里外的双庙乡境内，幼子就已饿死途中。

而与此同时，在十几里外的杨楼村，杨秀山一家已到了随时都会被饿死的地步，他们也决定要外出逃荒。因本家有个姐姐出嫁在徐州东边的海州，听说那边生活好，便决定投奔，以图有个照应。那时往徐州去，必须由开封搭火车，于是，一家5口人一边讨饭一边赶路，去往开封。一路上不时见到饿死在路边的尸体，有的衣裳也被脱去。在开封车站，到处都是往东逃荒的灾民，火车是露天货皮车，人们拼命地往上挤，有的踩着别人的头向上爬，不时听到阵阵惨叫声。火车开动后，有的家庭，有人上车了，有人还未上去，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无论谁听了都会掉泪。而在车站周围，一些被挤散走失的老人、妇女和孩子，有的守在原地不敢离开，最后就饿死在那里。

也是在那时，博爱县的寨豁山区，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户已断炊，无可奈何，就挖野菜、捋树叶、刨草根、剥树皮，维持度日。很快，树叶被捋光了，草根刨净了，嫩绿的小树被剥得白白的，但饥荒仍在加重，于是，陆陆续续的，山区总共的2000多户人家中，有1600多户，开始逃难而去，他们沿途乞讨，远走他乡。

在孟县，那些年景，兵、旱、蝗、疫等灾害几乎一起袭来，其程度之深，时间之长，都是历史罕见，全县共死亡3万多人，至少10万余人外出逃命。那时，黄河北岸已被日军占领，南岸的渡口则被国民党军队常年关闭，一部分西逃的难民只有每逢清晨薄暮，用囊带、葫芦作为救生圈，泅过危险的激流，偷渡黄河，逃亡西安、宝鸡。还有一些逃荒者，则徒步跑到沁阳，挤上道（口）清（化）铁路的闷子车，辗转逃到豫东、苏北、皖北一带贩卖估衣、首饰等，有不少妇女儿童被带到那里后则被卖给富家当起了杂工、小妾和童养媳。

河南省的西南数县，是那场灾难影响较小的区域，田野里，秋禾一片青葱，蓬蓬勃勃，生机盎然。然而，从舞阳往西，在许（昌）南（阳）公路上，却又有着另一种惨相：一辆辆推车，推着灾区出来的妇女，有的在啜泣，有的带着泪痕，有的躺在车子上用手蒙着脸……这些大都是来自许昌、临颍一带的妇女，是被“人客”贩卖到南阳、镇平、内乡一带去“逃活命”的。

那时，在几乎遍及全省的灾区内，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县城，每一座车站，每一条公路都在经历着相似的故事与苦难。

一批批面黄肌瘦的人们，或数十口成群结队，或一家人扶老携幼，纷纷走出他们的村庄，走出他们或许从未离开过的县境，然后与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经历着同样的命运而又素不相识的人们走到同一处难所，又交汇到同一条公路，最终，在饥饿的河南，聚集成一个300万人的难民潮。

3. 河南洛阳蚂蚱泛滥是193几年

答；具体这复个事情外祖制父给我做了如下讲述，当时是铺天盖地的蝗虫，几乎看不见天空的缝隙，人们饿殍遍地，曾经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卖儿卖女的也有。在这期间，他做了两件事情；一，带领乡邻扑杀蝗虫；二；采集草药和野草，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包guo外地逃亡者和路边的流浪汉均有施救。

4. 为什么黄河是蝗虫的多发区

我们将这一时期的蝗灾分为唐前期、后期分别统计,以说明其时间分布及一些具体情况。统计说明: 1.资料范围:以5新唐书6、5旧唐书6、5册府元龟6、5唐会要6为基本史料,参照笔记小说等资料,虽然已有学者做了相关工作,但因存在统计标准不同和错漏等问题,故笔者重新进行统计。2.蝗灾的界定。所谓蝗灾,是指蝗虫造成的灾害超过了人类的抵御能力,从而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所以,若史料中有蝗虫害稼的记载,但规模影响较小,就不能算作蝗灾。º3.蝗灾次数的界定。如何认定蝗灾发生的次数,学界看法稍有不同。邓拓先生指出:/凡见于记载的各种灾害,不论其灾情的轻重及灾区的广狭,也不论其是否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只要是在一年中所发生的,都作为一次计算。0»他认为唐代共有34年发生蝗灾,邓氏的统计方法得到学者的广泛采用。笔者以为,邓氏的统计方法存在不太合理的地方,从蝗虫的生物特性看,蝗虫从蝗卵到蝻虫再到成虫的发育大约需要两月时间,因此一年中间隔三个月以上的两次蝗灾记载,可记为两次。如开成四年(839)的蝗灾记载:五月,/天平、魏博、易定等管内蝗食秋稼0¼,六月,/天下旱,蝗食田0½,八月,/镇、冀四州蝗食稼,至于野草树叶皆尽0¾,十二月,/郑、滑两州蝗,兖海中都等县并蝗0¿。据5旧唐书6卷三七5五行志6记载,开成四年是一次大蝗灾。所以,开成四年五、六、八月的蝗灾可能是一次。而十二月这次蝗灾由于时间相距较远,则应另算一次。按照这种方法统计,唐代约有蝗灾48次。需要说明的是,每次蝗灾的范围常波及数道,统计时各道分别计入一次,所以统计的蝗灾总次数当多于48次。4.笔者以贞观十道为单位进行统计。贞观十道比起开元十五道每道的面积相对较大,更便统计与说明,从节省篇幅的角度考虑,每次蝗灾不一一统计,而以十道为单元计入。应该承认,我们所据资料的本身具有局限性。比如,国都附近、人口稠密及交通便利的地方,蝗灾可能报告及时,其他地区就可能遗漏。即使没有被遗漏,记载本身也会有问题,如高宗永徽元年( 650),/雍、同、绛等九州旱蝗0À。除了所记三州外,其他六州就不得而知了,故统计的不可能是实际发生的全部蝗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看出这一时期蝗灾发生的大致特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四道为全国蝗灾的重灾区。从蝗灾发生的次数看,唐、五代时期,关内道发生蝗灾15次;河东道9次;河北道20次;河南道23次,总计67次,其他诸道总和仅16次,黄河中下游地区占全国蝗灾总次数的80172%。唐后期黄河中下游地区蝗灾发生的次数增多、频率加快,是这一时期蝗灾发生的一个突出特点。黄河中下游四道在唐前期发生蝗灾21次,后期34次。从各道蝗灾发生的次数看,关内道前期5次,后期8次;河东道前期3次,后期4次;河北道前期8次,后期8次;河南道前期5次,后期14次,除河北道前期与后期持平外,各道蝗灾发生次数后期均高于前期。从这一地区蝗灾发生的频率看,唐前期137年间,平均6152年发生一次;后期152年间,平均4147年发生一次。可见,蝗灾发生的频率呈不断增快的趋势。唐后期属动乱时期,资料当有遗漏,这一趋势应较可信。我们还可以根据史料对唐、五代时期蝗灾发生的月份进行统计。黄河中下游地区:一月1次,二月1次,三月4次,四月4次,五月8次,六月10次,七月7次,八月6次,九月1次,十二月2次。全国:一月1次,二月1次,三月4次,四月4次,五月10次,六月10次,七月8次,八月6次,九月1次,十二月3次。可见,蝗灾发生的最高峰是5、6月份,其次是7、8月份,这个结果与陆人骥先生等的统计结果一致Á。上述史料中,还有一些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蝗灾没有月份只有季节记载,我们也分别统计如下:春季1次、夏季8次、秋季8次。若将前面的月份折合成季节与此相加,则得出:春季7次;夏季30次;秋季22次;冬季2次。可见,蝗虫适宜在较高温度的夏季生存,冬季气温最低蝗灾也最少。这和当代专家的观察相一致。Â唐代蝗灾发生频率与国家治乱关系密切,蝗灾一旦发生,绝非少数人力所能防治,必须依赖集权国家的力量。唐前期统治者励精图治,对蝗虫的防治十分重视,而后期则战乱不断,国家无力集中力量对蝗灾进行防治,造成蝗灾次数增多,频率加快。二、蝗灾的区域分布我们以开元时期的府、州为单位,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的蝗灾进行统计,唐后期记于藩镇名下的蝗灾,我们则计入相应府、州。据统计,河南道的28州中有25州出现蝗灾,其中以河南府、兖、青、曹、海等地发生次数最多。河北道的25州中有22州发生蝗灾,其中贝州、相州、澶州、沧州等州较为严重,河北道蝗灾的多发区主要分布在该道的南部地区。关内道的27州中有9州发生蝗灾,其中京兆府发生蝗灾10次,同州7次,居全国首位,蝗灾多发州都集中在京畿道。河东道的18州中9州发生蝗灾,蝗灾最严重的是蒲州、绛州、晋州,这三州均分布在本道南部沿黄河一线。蝗灾发生地最北端是河北道的幽州附近,西到关内道的陇州,东到海,南以淮河为界。可见,蝗灾的主要发生区均在黄河沿岸,而河南道又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是全国蝗灾发生次数最多、波及范围最广的地区。唐朝后期,黄河中下游蝗灾还有向南扩散的趋势。唐前期淮南道没有蝗灾发生,而后期发生4次。淮南道应该不是蝗灾的原发区,或者说蝗虫可能不是淮河流域固有的天然物种,而是黄河中下游蝗虫发生区扩散的结果。从唐后期各道蝗灾的发生次数看,河北道蝗灾8次,与前期持平;河东道由3次增加到4次,增加1次;河南道蝗灾由5次上升为14次,增加9次;关内道蝗灾由5次上升为8次,增加3次;淮南道则由原来的0次增加到4次。从总体看,最北面的河北道前后期持平,河东道增加一次,由于唐后期蝗灾次数大规模增加,此二道相对持平,已是相对减少趋势;南面一些的河南道、关内道、淮南道增加较多,蝗灾可能已由河北、河东二道向淮南扩散。宋代以后,蝗灾进一步南移、扩散至江苏、浙江、安徽等地。lv三、蝗灾频发的原因综上所述,唐、五代时期,河南道各府州见于史料记载的蝗灾次数是82次,河北道64次,关内道38次,河东道27次,黄河中下游地区各府州共有蝗灾记载211次。蝗灾的高发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沿岸。有了蝗虫发生区域的认识,结合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这一区域蝗灾频繁的原因。第一,地形直接影响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蝗灾的分布。从上文可知,河南道、河北道蝗灾发生范围非常广,而河东道则集中于蒲州、绛州、晋州,关内道集中在京畿道。这是因为黄河中下游的蝗灾主要是由东亚飞蝗造成,它适宜生存的海拔高度一般在200米以下。lw河南道、河北道、均属于华北平原中部的黄淮海平原和东部的山东丘陵,在地形上具备了发生蝗灾的条件。可见,蝗灾在河南、河北两道分布较广,与这里是大平原有直接关系。河东道海拔大约在1000)1500米,关内道海拔在500)1000米,从地形上看,似乎不具备发生蝗灾的条件。关内道的蝗灾基本集中在位于关中平原的京畿道,海拔在200)500米,河东道蝗灾严重的蒲州、绛州、晋州,均位于汾河平原,海拔也在200)500米,蝗虫还是可能生存的。可见,地形对于蝗灾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第二,黄河中下游的气温适宜蝗虫生存。/东亚飞蝗蝗卵起点发育温度为15e;蝗蝻起点发育温度为18e,但整个生长期至少须经历日平均温度25e以上的天数30个,方能完成发育与生殖。0lx因此,蝗灾的发生季节多集中于夏秋两季。黄河中下游地区春旱少雨的大气候环境正好孕育了第一代蝗虫,这是夏蝗多于秋蝗的重要原因。6、7月份虽集中降雨,由于夏季温度高、蒸发快,一般的降雨不会对蝗卵构成威胁,第一代蝗虫此时下卵, 8、9月份持续高温,又成为第二代蝗虫发生的重要条件。蝗灾的发生还与冬季气温密切相关。据刘昭民研究,唐代冬季无雪的年份达19次,居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之冠。ly当代学者认为:夏蝗在每年的9月或10月产卵,在冬季日平均温度- 10e以下不超过20天或- 15e以下不超过5天的地区,蝗卵均能安全越冬。lz冬季无雪,说明气温相对较高,对蝗卵越冬比较有利,预示着来年有可能发生蝗灾。笔者翻检史料,发现无雪之年与蝗灾之年大体吻合。如:贞观二十三年( 649)无雪,次年,/蘷、绛、雍、同等州蝗0l{。很可能是上年的蝗卵越冬所致。第三,黄河沿岸的地理环境也是导致蝗灾发生的原因之一。黄河地区夏季雨量集中,由于黄河河床宽阔,河水漫流,两岸滩地不能正常利用,很容易成为蝗虫的滋生场所。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小麦等农作物的重要产区,水患之后的河滩又是芦苇生长的良好场所,这些都是蝗虫喜食的植物,从而为蝗虫的发生提供了食物来源。第四,蝗灾与旱灾关系密切。旱灾常常引起蝗灾的发生,这是唐代人已经认识到的问题,故常常/旱蝗0连称。资料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如永淳元年(682),/关中大旱0,当年/三月,京畿蝗,无麦苗。六月,雍、岐、陇等州蝗0l|。咸通二年( 861),/秋,淮南、河南不雨,至于明年六月0l}。咸通三年,/夏,淮南、河南蝗旱,民饥0l~。旱灾发生地均与蝗灾发生地吻合,说明旱灾与蝗灾是有联系的。此外,水灾和蝗灾也有一定关联。当代有学者认为,如果某年发生水灾,来年接着发生旱灾的情况下,极易发生蝗灾。唐代也有这样的例证,如永淳元年,/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0mu。

5. 河南有养蝗虫 的吗

这玩意还有人养啊,有的地方都成灾了.

6. 中原蝗虫属于那种类型

这个是初2的题书上都有。答案是
属于不完全变态
。
属于这种发育类型的昆虫有蟋蟀、蝼蛄、螳螂。

7. 蝗虫的灾害会到河南吗，和郑州

蝗虫的灾害会到河南和郑州吗蝗虫怎么会到河南和郑州呢河南郑州又不是庄稼是个名字他来吃什么呢所以他不会来

8. 河南方言蚂蚱怎么说

老扁。

9. 2020年的那个蝗虫成灾是真的还是假的

看下这次蝗灾的行进路线，2019年1月，第一批蝗虫群蔓延至也门、沙特阿拉伯的其他地区2019年夏季，蝗虫群跨越红海和亚丁湾进入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飞越红海进入了中东、南亚，目前正在巴基斯坦、印度，而印度和中国就靠在一起，直线距离也就400KM左右。尽管中国跟印巴之间有着天山、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天然屏障，沙漠蝗群迁飞进入我国的可能性较低，但不排除蝗群会从印度西部向东迁飞，进入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根据我国几千年来史籍的记载，造成农业上毁灭性灾害的蝗虫，主要就是飞蝗，并认为干旱与飞蝗同年发生的机遇率或相关性最大，其次为前一年干旱以及先涝后旱，蚂蚱成片；蝗虫灾害与水、旱灾害常此起彼伏，交替发生，一直是严重威胁我国农业生产、影响人民生活的三大自然灾害。
早在公元前 2470 年至 2220 年，古埃及人在坟墓上雕刻了蝗虫；圣经《出埃及记》中提到，毁灭性的瘟疫，与蝗虫有一定关联；而在古兰经中，也同样提到过蝗灾。通常在改变风向或天气之后，这些蝗群就会繁殖蔓延，后果是灾难性的。
来看看近代史，1985年秋，天津北大港东亚飞蝗高密度群居型蝗群将10多万亩苇叶和几百亩玉米穗叶吃光后，于9月20日中午起飞南迁，蝗群东西约宽30余公里，降落到河北省的沧县、黄骅、海兴、盐山和孟村5个县和中捷大港两个农场，波及面积达250万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群居型东亚飞蝗第一次跨省迁飞。
1987年在阿勒泰地区发生群居型飞蝗46群，平均密度1000～2000头/平方米，发生面积约5.15万公顷。新疆蝗虫受灾面积达3005万亩，在塔城阿勒泰地区密度达每平方米上万只。
1998年，东亚飞蝗的夏蝗在山东、河南、河北和天津等8省发生在80万公顷以上
1999年，东亚飞蝗的夏蝗在山东、河南、河北和天津等9省又发生80万公顷以上。蝗虫又肆虐河南，受灾面积237.5万亩，部分地区蝗虫密度达到4000余只/平方米，面积之大，虫口密度之高，是河南25年来所未见。
2001年，我国黄淮海地区连续严重发生蝗灾，甚至辽宁葫芦岛等地也出现过飞蝗灾害，据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统计，2001 年我国东亚飞蝗发生面积约191.6万公顷(未包括海南省发生的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