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蝗災

『壹』 有誰知道洪洞縣萬安鎮萬安村「劉家」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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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
問我祖地在何方，山西洪洞老鸛窩。
山西「洪洞」縣對於中國百姓來說，可謂家喻戶曉，在中原和北方更可謂婦孺皆知。一個小小的縣名，何以有這么高的知名度？這大概是因為：一是洪洞隨「蘇三起解」的傳唱而揚名。二是隨明初洪洞移民而被廣泛記憶。
在長江以北的地方，特別是山東、河南、江蘇、河北、安徽等省的大部分老百姓都把洪洞做為祖居地，在這些地方以外的地方，也因這些省人口的外遷而也把洪洞作為尋跟問祖之地，如東北三省、台灣。洪洞大槐樹對於這些地區的百姓來說，已經不是單純對祖居地的一個記憶，而且把這種記憶演化成對故鄉和祖先的懷念情節，緊緊縈繞在腦間心中，為中華民族心中留下了悲歡離合的一段記憶，常使人感慨系之。
洪洞大槐樹移民分布晉、冀、魯、豫、陝、甘、皖、蘇、鄂、蒙等地，甚至廣西、廣東、海南也有部分移民，南寧市盧家翎曾說：「《盧氏族譜》載：盧伯庄、平陽府榕木社人，郡在山西省洪洞縣，清弘治年間舉人，任廣西北流知縣，落業北流民安沖頭村，生三子。至今子孫已有四萬餘人，遍及廣西、廣東、海南三省七縣。」從明初至現在，在各個歷史時期，昔日由洪洞遷出的移民，又轉遷到雲南、四川、貴州、新疆、東北等地區。例如明末吳三桂降清後，被封平西王，他率軍轉戰陝西、四川、雲南、貴州(《清史稿·吳三桂傳》)，部下士卒大多是冀、豫、魯健兒，他們大多是古槐移民後裔，多不願附逆而散居各地。清軍入關後，旗民多編入軍籍，關外空虛，土地荒蕪，為了恢復生產，清政府獎勵由關內向關外移民，「順治十年議准遼東招民開墾，有能招至一百名者，文授知縣、 武授守備……招民數多者，每百名加一級」。(《古今圖書集成·賦役考》)這項政策，一直貫徹了幾十年，從古大槐樹遷出的人民，有相當部分再轉遷到東北地區。還有一例，在國民黨退居台灣時，有相當部分移民後裔移民台灣， 台灣《東方雜志》復刊第十五卷第七期載：高陽齊如山先生寫道：「吾族乃於明永樂二年由山西洪洞縣大槐樹下遷去的，清朝末年，有許多河北省的軍官重到山西，又尋到大槐樹之所在……足見中國人念舊不忘本的心情之濃厚。」陳紀瀅先生也寫道：「北方多少代以來，一貫證明成祖燕王掃北後，把山西省迤西居民，遷徙至中原，以洪洞縣為移民轉運站這件事，互相轉述，至今不衰，認為這是歷史上北方居民的一次空前大遷徙。」台北新店市張學亮先生給洪洞縣政府來信說：「我的祖先是山西洪洞老鸛窩人，姓張。屬於『甜菜芽張』。據現今菏澤市地各志記載，我的祖先是於1368-1398年間從山西省洪洞縣老鸛窩東遷至山東曹州府西北45里李庄集，後又東移二里建村，是為黎陽村。」
「誰是古槐遷來人，脫鞋小趾驗甲形」。河南、山東、河北、陝西、皖北、蘇北等地普遍傳說，凡是從洪洞遷來之民，腳小趾甲中有一裂縫，好像是兩個指甲，不是古槐遷者，均無此特徵，時至今日仍為復形指甲，這一問題還待民俗學者、遺傳學者深入研究。據說還有有些移民是被綁押解遷出的，路上如果需要大小便，必須讓領隊解開繩索，故至今這些地區上廁所仍說成「解手」。
古大槐樹處遷民之後裔經過幾代、十幾代，大都不知道被遷前是何村何地，但都知道「大槐樹是故鄉」，這一點至今誰也沒能忘卻。移民在離開大槐樹時戀戀不舍，到達新的定居地點後，他們大多栽種了槐樹，藉以寄託自己對家鄉的懷念。河北省河間縣申魯村高氏在自己家門口栽了一棵槐樹；保定府西關謝德先開了名叫「老槐茂」的醬菜鋪。河南確山縣有槐樹廟村、大槐樹村、槐樹庄村。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廟祠堂的楹額上銘記了紀念的文字，以表達自己的思念之情。山東菏澤固堆袁家祠堂牆碑曾刻有洪武二年袁公正題望槐思鄉詩：「昔日從戎驅韃虜，今朝屯田太行東。洪洞分支老門第，曹州安居舊家鳳。古崗植槐三五株，銘記晉中父老情。卧雪傳說流千古，後昆霞蔚賽勁松。」河南焦作市劉氏祠堂匾額書：「派衍洪洞。」河南偃師縣牛氏家廟大廳的楹聯寫著：「十八祖平陽世澤，五百年毫西名門。」河南省武陟縣小東鄉大淘村孫氏牌位對聯：「祖洪洞支遷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移民們遷往各地，因一村不準兩一姓，所以兄弟之間為了相互照應，有一姓分為幾個姓者，至今仍有山東某地仍有「回、翟、常，一個娘」、「魏、梁、陳、一家人」、「崇、劉、顧，是一戶」、「山東無二郭」等說法。

一、 洪洞與洪洞大槐樹概述：
1、 洪洞概述
洪洞歷史悠久，其由來史志上說法紛壇，而較晚的縣志上有以下兩種：一種是雍正年間《洪洞縣志》所載，春秋時期，楊、姬姓氏尚未確定．楊之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周衰，楊氏譖稱侯號，曰楊侯。…。春秋時為楊侯國．屬晉，這就是流傳的洪洞縣原為楊侯國的緣由。戰國時屬魏，後歸趙；秦漢置「楊縣」。隋「義寧元年，改徒楊縣於西北十五里，為今洪洞縣」。為什麼叫洪洞縣呢？「因有洪洞鎮，故名。相傳南有洪崖，北有古洞．鎮得名以此。」 一種是民國年間《洪洞縣志》所載，「楊侯故址，侯為周同姓。國後滅於晉，子孫遷署，以因為氏。……故址氏秦壁空崖。」同時又記載道：「周楊侯國，文王庶子．伯僑所封。……後滅於晉。」秦置墨揚縣，隸河東郡。隋隸臨汾郡，義寧二年更名洪洞，取縣北洪洞鎮為名。關於洪洞古鎮，此志有較生動的記載：「洪建在縣小雨門外．澗水之南。壁立百尺，逶東袤五十餘里。郭景純遊仙詩所雲拍洪崖肩者即此。」
洪洞屬臨汾。臨汾「南通秦蜀，北達幽並，東臨太岳。西控汾河」因地理位置重要，自古為河內重地，洪洞也成為山西之通衢要道。故而也成為移民遷出的聚集之地。
2、 洪洞大槐樹
洪洞縣之所以出名，還和洪洞縣的大槐樹有關。據民國年間《洪洞縣志》裁，「大槐樹在廣濟寺左」。該廣濟寺為歷代貞觀二年歷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往來香客不斷。同時，這里又處南北要道，設有經站。傳聞四方的洪洞大槐樹就生長在廣濟奪，相傳為漢代所植。積年累月，樹大蔭深，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老鸛在此築巢壘窩，成為大槐樹獨特的一景。
縣志記載：明洪武永樂年間，屢移山西民於河北、山東、河南、江蘇、安徽等處，廣濟寺設局駐員，大槐樹下發結憑照川資，洪洞移民就是從這棵大樹下一步一步離開故鄉，將大槐樹視為永遠的故鄉。可惜年代久遠，明代大槐樹，早已和寺院—起毀於汾水，第二代大槐樹也以枯萎，可喜的是現在第三代大槐樹又已枝繁葉茂。民國二年，縣人景大啟、劉子林等，募資樹碑，以志痕跡． 石碑—丈五尺，寬二尺四寸，碑冠篆刻「紀念」二字，碑陽刻「古大槐樹處」，五個隸體大字，碑陰刻有碑文，簡述移民事略． 並建有碑亭禾茶亭，有「譽延嘉樹」，「蔭庇群生」等匾額。還刻有詩作：「木本水源流澤長．依依楊柳認村莊，行人還里前蹤記．遺愛深情比召棠。」現每年清明舉辦尋根問祖節，都吸引了大批移民後裔前往認祖尋根。
二、大槐樹移民的背景與原因
1、元代殘酷統治，農民起義不斷，戰爭頻繁，明「靖難之役」，造成北方人口劇減。
元代是封建社會一個最野蠻、最黑暗的朝代。為了加強蒙古貴族的統治力量，元朝實行以蒙古貴族為主．聯合漢族地主和色目、契丹等族的上層分子．共同壓迫與剝削各族另動人民的政策。為保持蒙古族的生活習慣河生活方式，變大片土地為牧場，又通過「賜地」的方式剝奪農民的土地，農民失去土地，被迫去租種高地租的土地，農民對蒙古族政權越來越不滿。元朝統治者還將各族人民強制分為四個等級，即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包括北方漢人、契丹人、女真人、高麗人)、南人(指南方漢人和其它各族人)。其中蒙古人地位最高，漢人尤其是南人地位最低。還明文規定：高級官吏很少由漢人擔任，內外官府，「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商人貳焉」同時在刑法上、科舉上，都從備方面限制漢人、南人。特別是不許漢人、南人藏兵器、田獵、習武、養馬、祈神、賽衣，甚至不許集市買賣和夜間點訂。尤其令人不能忍受的是，蒙古貴族還強迫漢人、南人轉化為奴隸，動軌上萬家。元順帝時，元丞相伯顏因農民起義首領朱光卿、棒胡是漢人，竟奏請朝廷，殺盡天下 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中以這五姓最多)人。這一血腥恐怖政策終於激起了元末大規棋的農民起義。
公元1351年，白蓮教首領韓山童起義。同年劉福通在穎州（今安徽阜陽）起義。隨後農民起義軍芝麻李、趙均用等攻佔徐州，郭子興攻佔濠州（今安徽鳳陽）；南方彭瑩玉（彭和尚）、徐壽輝攻佔蘄水（今湖北浠水），建立「天完政權」。
元末明初，中原和長江流域經歷了四次比較大的戰爭，大量人口死亡。
第一次是劉福通率領的兩淮、河南、山東、安徽和江蘇北部的農民十餘萬與元軍浴血奮戰十三年，慘遭鎮壓 ，失敗告終。元軍在鎮壓過程中，手段殘忍，無所不用其極，過皆屠城，百姓「十亡七八」，連年的戰爭，中原呈現出「春燕回來無棲處，赤地千里少人煙」的凄慘景象。
第二次，是元統治集團內部的內訌征戰，主要集中在北方的河北、山西陝西等地，經年之間，凡戰數百起。
第三次，朱元璋起兵兩淮，南突北戰，推翻元統治。連年的征戰，絕。」「山東、北平數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燙以來，盡化為蓁荒之地。土著之民，流離軍伍，不存什一．地廣民稀，開辟無方。」朱元璋回老家安微風陽，初建縣時也謂：「地瘠民稀，蕭蕭數橢．僅同村落。不足以供一郡。」
第四次，便是明「靖難之役」。為爭奪皇位，燕王朱棣向南京政權發動戰爭，持續四年，殺掠無數，蘇、魯、豫、皖尤甚 。以至「道路蓁塞．田疇草莽，干村辟荔，魂哭鬼狂」，「東西六七百里，面北近千里．幾為丘墟焉。」
2、 元代中原、北方地區災害不斷，大批民眾死亡。
元末明初，中原一帶，不但兵禍迭起，旱澇蝗疫之災也超過了任何一個朝代。
最嚴重的是水災。據《元史·王行志》等書記載，元末至正元年到26年，幾乎每年那有特大洪水泛濫成災。比如，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黃河在曹州、汴梁等地三處決口，人民游移多至45．8萬余戶，河南僅存封邱、延津、登封、偃師幾縣。而燕、趙、齊、魯及蘇北、皖北等地則是一片荒涼。同年五月．濟寧路兗州、汴梁、鄢陵、通許、陳百、臨穎等縣大水害稼，人相食。八年正月辛亥．河決濟寧路。二十三年七月河決東市、壽張，屺城牆、漂屋廬，溺死甚眾。26年2月，河北徙，上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其害。八月濟寧路肥西縣城西黃河泛濫，漂沒民居，百有餘里，德州、齊河縣境70餘里亦如之。由於當時黃河、淮河多次決口，使中原之地「漂沒囚廬無算，死亡百姓無數．襯庄城邑多成荒墟。」連當時的一應治河大臣也說中原地區「連歲飢饉，民不聊生。」這種情況到明初仍不斷發生，例如「成祖永樂14年(公元1416年)正月，懷慶、彰德府大水。五月。漢水漲溢，淹沒州城；南平、將樂、沙縣、順昌大水；…六月，真定府、獲鹿縣雨雹。……七月．廣信、饒州、衢州、金華大水，壞房台死人畜甚多；…邰光大水．盪舍，漂溺男女數萬口…開封府十四州縣淫雨，決黃河堤岸，沒居民田稼，山東、鄒縣淫雨，暴水至，壞民廬舍212戶：占化縣雨，傷田禾；永平府久雨，灤、漆二河溢，壞民田禾廬舍。」
除水災之外危害較大的是蝗災。從至正元年到25年：大蝗災計有18次，中原地區從元統三年到至正末的13年中』就有15次大飢荒。例如至正12年六月，元大名路的「開、滑、浚三州，元城十一縣，水旱蟲蝗，飢民716980口」至正17年河南大飢。18年「京師大飢，彰德亦如之。」至正19年冀、魯、豫大飢，通州民劉王殺其子而食之。山東、河南之孟律、新交、澠池出現了「民食蝗、人相食」的慘狀。進入明初以後，蝗災仍不斷發生。例如．洪武八年，「河南彰德府安陽等縣，北平大名府內黃等縣蝗。 「大同太原二府暨山陰諸縣雨雹，真定等府、平山等縣蝗。」而「成祖永樂十四年……七月……衛輝府、新鄉縣、安樂州、通州及順義、宛平二縣蝗。」
同時，危害極大的瘟疫也多次流行於河南、山東、河北、陝西以及南方諸省。至明初永樂14年(公元1416)六月．還有「夏，浙江大旱，疫癘」的記載。洪武年間駙馬都尉右柱國曹國公李貞曾上表朱元璋說他的身世：「繼而中原兵起，室家無存。獨攜幼子，避難他方。寄跡於豺狼之區，奔走於荊棘之地。命危朝露，豈意生全。」可見當時兵患天災之嚴重。
3、 末明初山西相對穩定，人口稠密。
在中原、淮河流域戰事頻起的時候，表裡河山確實相對安定，呈現出難得的穩定，一是中原的農民起義在元軍的鎮壓下很少波及山西，而是山西良好的自然地理條件有利於人口的繁殖。自隋至宋，山西都保持每平方公里20多人的人口密度，在元初，由於戰爭人口密度降為3.5人/平方公里，元至正二十八年的人口統計為553938人，由於山西在元政權視為重要基地，因此戰爭很少波及，到明洪武十四年時人口達到了4030454人，人口密度又達到了25.8人/平方公里的密度。而據《明實錄》記載，洪武十四年即公元1381年，河南人口1891000人，河北人口1893000人，而山西人口4030450人，比河南、河北的人口總和還多30萬人。
明初移民的現實原因，黃有泉 高勝恩先生歸結為三個：
1、 發展生產、提高國力。
明朝初期，對於這種人口劇減，府州生產力大衰退的情況下，明初統治者十分清楚，萬分著急，朱元璋對此說的十分明白：「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辟，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不單最高統治者朱無際如此認識．幾乎朝廷中的有識之士無不有這種認識，地方和中央官員紛紛上書，請求充實空曠之野，發展生產，提高財力。如．早在洪武三年，鄭州知州蘇琦就提出「時宜三事」，其第三事即「墾田以實中原。」他指出：「十年之間，耕桑之他變為草莽。方今命將出師，廓清天下。若不設法招徠耕種，以實中原。恐日久圍國用虛竭。為今之計，莫若計復業之民肯田外，其餘荒蕪土田，宜責之守令，召誘流移未入籍之民。官治牛種，及時播種，外與之置倉，中分收受。若遇水旱災傷．踏驗優免…」如此則中原漸致殷實．少蘇轉運之勞，流移之民亦得以永安田野矣。」
2、 充實京師、鞏固根本。
為防各地豪強做亂，朱元璋效法秦始皇、漢高祖，強遷各地豪強於京師。洪武二十四年七月，朱元璋十分坦白地告訴工部官員說：「昔漢高祖徙天下豪富於關中，聯初不取。今思之，京師天下之根本，乃知事有當然，不得不爾。」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後，也開始了有計劃的充實北京工作。《明太祖實錄》：「永樂元年，令選浙江、江西、湖廣、四川、福建、廣東、廣西、陝西、河南及直隸、蘇松常鎮、揚州、淮海、廬州、太平、寧國、安慶、微州等府。……殷實大戶．充北京富戶。」之後，又多次遷徙山西的人民到北京近郊一帶。
3、 防守邊疆、加強國防。
屯田戍邊，自漢代以來就是我國防守邊疆的一項重要措施。屯田，指漢代以來歷代政府為取得軍隊給養或稅糧，利用兵士和農民墾種的荒廢田地。歷代屯田有軍屯、民屯和商屯。漢武帝時在西域屯田，漢宣布時在邊郡屯田，都使用駐軍，是為軍屯；三國時，曹操在許下屯田，開始由典農官募民開荒種地，此為民屯。應募的農民稱屯田客，規定官給牛、種，收獲官六民四，如農民自帶耕牛則所獲對分；至明代才有了商屯。明行中開法，鹽商在邊疆募民開荒種田，以所得糧草換取鹽引．即為商屯。由於屯田組織性強，耕地面積大，能採用先進耕作法，所以產量—般比較高，因而能為期廷積集大批的糧食，從而增強國家的實力。
三、洪洞移民的規模
洪洞大槐樹遷民並非自明代開始，從宋、金便有，元初不斷，而到了明初，則形成了規模宏大的有政府組織的移民活動。明代的遷民活動，延續了有明一代，不過主要在洪武和永樂年間。清乾隆年間，這種活動還在延續，不過是零星的。
洪洞大槐樹遷民並非只遷洪洞人．洪洞大槐樹是山西遷民的聚集地，遷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沁、汾五州為主之人。根據《明史》、《明實錄》的記載，按當時的行政區劃，太原府轄州六縣二十二；陽曲縣、太原縣、榆次縣、太谷縣、祁縣、徐溝縣、清源縣、交城縣、文水縣、壽陽縣、臨縣、盂縣、靜樂縣、河曲縣；平定州：樂平縣；忻州：定襄縣；苛嵐州：嵐縣、興縣；代州：五台縣、繁峙縣、諄縣；保德州；石州：寧鄉縣。平陽府轄州六縣二十九：臨汾縣、襄陵縣、洪洞縣、浮山縣、趙城縣、太平縣、岳陽縣、曲沃縣、翼城縣、汾西縣；蒲縣；蒲州：臨晉縣、榮河縣、猗氏縣、萬泉縣、河律縣；解州：安邑縣、夏縣、聞喜縣、平陸縣、芮城縣；絳州：稷山縣、絳縣、垣曲縣；霍州：靈石縣；吉州：鄉寧縣、隰州：大寧縣、石樓縣、水和縣。澤州轄縣四：高平縣、陽城縣、陵川縣、沁水縣。潞州轄縣六：長子縣、屯留縣、襄垣縣、潞城縣、壺關縣、黎城縣。遼州箔縣二：榆社縣、和順縣。沁州轄縣二：沁源縣、武鄉縣。汾州轄縣三：孝義縣、平遙縣、介休縣。
從現在看，遷出地應是臨汾、運城、晉中等地區，太原、長治和晉城等市。可見當時在山西組織遷民的地區是相當大的，除雁北地區外，幾乎包括了整個山西中南部。這些地區的遷民臨行前，大部分人在洪洞大槐樹下，辦理遷移手續，領取戶部頒發的遷移堪今，敘舊告別，然後各奔去處。
僅史書有確切記載的洪洞遷移活動達18次之多，其中洪武年間遷民10次。洪武六年與九年曾兩次「遷山西及真定民屯風陽」。洪武二十—年，往河南彰德和太康遷民；二十二年和二十五年先後往河南遷民兩次，總計3次。洪武二十—年，往山東臨清、二十二年往山東東昌、先後兩次遷民；二十二年，還從沁州往山東遷去自願應募屯田者；二十五年又往山東遷民，往山東遷民共4次。往京師地區遷民共5次，洪武二十一年，遷往真定，二十二年遷往大名和廣平、二十二年又遷往北平、二十五年遷往河北、三十五年遷往北平。洪武二十五年往大同等地，二十八年往塞北(即山西雁北、內蒙古、陝西等長城以北地區)遷民。永樂年間8次遷民全是往京畿地區(即河北、北京、天津等地)遷民的。
楊安樣先生曾對大槐樹遷民史實做了整理：根據《明太祖實錄》、《明史·食貨志》、《李善長傳》、民國新纂《雲南通志》等文獻載，明初遷民，主要從內蒙古、蘇松嘉湖杭五郡、山西以及其它零星地區遷出。洪洞遷民共十七項，占明初遷民記載六十六項的百分之二十六。現將洪洞古大槐樹處遷民十七項分述如下：
1．《明太祖實錄》卷110載：「洪武九年十一月徒山西及真定民無產者於風陽屯田」。
2．《明太祖實錄》卷131載：「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為軍者二萬四千餘戶，悉還為民」。
3．《明大祖實錄》卷193裁：「洪武二十—年八月戶部郎中劉九皋言：今河北諸處，自兵後田多荒蕪居民顯少……上訪戶部侍郎楊靖曰：…『山西民眾，宜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新德(豫)、真定(冀)、臨清(魯)、歸德(豫)、太康(豫)等處間曠之地，今自便置屯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4．《明大祖實錄》卷197載：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後軍督朱榮奏：山西貧民徒居大名、廣平、東昌三府者，凡給田二萬六千七十二頃；
5．胡廣《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上以河南彰德、衛平、歸德，山東臨清東昌諸處土宜桑棗，民少而貴地利，山西民眾地狹故多貧，乃命後軍督府柬事事李恪等渝其民願徒者，驗丁佃田，其冒名多佔者，罪之。復令工部榜渝」。
6．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給山西民兵十萬人，鈔各三十錠，令量牛屯田。
7．《明太祖實錄》卷223載；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宋國公馮勝等籍民兵還。先是上遺勝等往太原、平陽選民丁立都伍，置衛屯田，至是還以所籍之數報之……計平陽選民丁九衛、太原、遼、沁、汾選丁七衛，……每衛五千六百人。
8．《明太祖實錄》卷223載：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後軍都督府柬事李恪、徐禮還京。先是命恰等往諭山西民願徒居彰德者聽。至是還報，彰德、衛輝、廣平、大名、東昌、開封、懷慶七府徒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戶。計今年收谷粟麥三百餘萬石，棉花千—百八十萬三千餘斤，見種麥苗萬三千一百八十餘頃。上甚喜曰：「如此十年吾民之貧者少矣」。
9．《明大祖實錄》卷236載：洪武二十八年正月，甲寅譴使救晉王桐，發山西都指揮使司屬衛馬步官軍二萬六千六百人往塞北築城屯田。
10．《明太宗實錄》卷21載：「永樂元年八月定罪囚於北京為民種田例。先是刑部尚書鄭賜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上言……北平、永平、遵化等處境地肥沃，人民稀少，凡徙危罪除……其餘有犯俱免，免杖編成里甲，並妻子發北京、永平等府州縣為民種田……禮部議奏：「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政司編成里甲……上悉從之」。
11．《明太宗實錄》卷12下裁：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命戶部遣官核實出西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各府州縣。
12、《明太宗實錄》卷31裁永樂二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民一萬戶實北京。
13、《明太宗實錄》卷37載：永樂三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民實北京。
14、《明太宗實錄》卷40載：「永樂四年正月湖廣、山西、山東等郡縣史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願為民北京。命戶部給道里費遣之」。
15、《明太宗實錄》卷49載：「永樂五年五月，命戶部從由西之平陽、澤、瀾，山東之登萊好府州五千戶隸上林苑監，牧養栽種，戶給道里費一百錠．口糧六斗」c
16、《明太宗實錄》卷103載：「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徙山東、山西、湖廣流民二千三百餘戶於保定州，免賦役三年」。
17、《明太宗實錄》卷106載，永樂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陽、大同、蔚州、廣靈等府州申外山等詣闕上言：「本處地孬且窄，歲屢不登，衣食不給，乞分丁於北京、廣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宮等寬閑之處，占籍為民，撥田耕種，依例輸稅，庶不失所。從之，仍免田租一年」。

四、 洪洞移民後裔
為方便洪洞移民後裔尋根問祖，筆者廣查資料，謹列洪洞劉氏族譜幾則供參考：
1、洪洞劉氏宗譜（八卷首一末一卷）清劉鎮、劉志纂修，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刻本，人大藏。
2、洪洞劉氏譜 清劉南沚，洪洞人。該譜為洪洞蘇堡劉氏譜。清乾隆五年（1740）刻本。河北大學圖藏
3、洪洞 劉氏譜六卷首一卷 清劉大哲篡修，大哲，洪洞人。清嘉慶十五年（1810）刻本。人大圖藏
4、洪洞劉氏宗譜 撰人未詳。據光緒二十三年（1897）、光緒二十六年、民國二十一年（1932）等劉氏宗譜記載，有清同治年刻本。光緒二十三年本即以此本為藍本。佚。
5、洪洞劉氏宗譜 清劉殿鳳等修。殿鳳，洪洞人。該本是在乾隆、喜慶本的基礎上生修的。在所有的幾種增修、重修版本中，以劉殿鳳所修光緒版為最好，此本內容、刻工都屬上乘，以同治本為藍本，分為十八個門類，但有所增刪，由十二世孫殿鳳、十六世孫鍾作序，有康熙四十六年祿編序 ，乾隆五年三修序，同治元年四修序。記事至劉氏十九代孫。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刻本。洪洞縣檔案館藏
6、洪洞劉氏宗譜 清劉勝等修。勝，洪洞人。此譜是在乾隆、嘉慶、光緒等本基礎上重新修訂的，距光緒二十三年（1897）本僅三年時間，內容上無甚變動。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刻本。河北大學圖藏
7、洪洞劉氏宗譜 民國劉恆傑修。恆傑，洪洞人。該譜在乾隆、嘉慶、同治、光緒等譜的基礎上重修。該譜與光緒本無大的差異，只是世系圖延續到民國二十一年（1932），距光緒二十六（1900年）刻本，僅三十二年，恰是一代。可異的是缺少了第二冊，需光緒本參照、補缺。縱觀洪洞劉氏明晰，衍派有序，其原因就在於歷代家譜之保存和續修。披閱舊譜，參照新譜，洪洞劉氏五百年的家族發民史，燦然可觀。既可補正史、方誌之不足，也可供社會學、民俗學，人口學等多學科、多角度的研究。民國二十一年刻本。河北大學圖藏李吉 王原霞提供。
8、徐溝大常村劉氏系圖。撰人未詳，譜記明洪武年間始祖仲禮從洪洞大槐樹下遷來徐溝大常村。十二世前皆單傳，記至二十四代。民國二十六年（1937）抄本。
另山西圖書館也藏有部分山西劉氏家譜，目錄如下：
劉氏堯山族譜（民國）楊壽村修清光緒三十二年修民國二十年續修本3冊
劉氏家譜（民國）劉步青修，民國三十六年抄本1冊 30頁
沁縣開村劉氏家譜（民國）劉步青纂修民國十三年抄本1冊31頁
洪洞劉氏宗譜二十卷首二卷末一卷（清）劉勝蓮纂修光緒二十三年刻16冊
洪洞劉氏宗譜六卷首一卷（清）劉大惁纂修嘉慶十五年刻本6冊 696頁
山西洪洞劉氏宗譜六卷（清）劉氏纂修乾隆二五年刻本6冊 723頁
山西洪洞劉氏宗譜（清）劉殿風等纂修光緒二十二年刻本16冊 1358頁
山西洪洞劉氏宗譜（民國）劉恆傑等纂修民國二十一年刻本15冊 134頁
為方便各劉氏宗親尋根問祖，茲將各省遷民後裔資料列下，同時也希望更多的劉氏宗親提供這方面資料：
1、 皖、蘇、鄂移民
安微省的移民集中在風陽府，調查統計的家譜，碑刻多自述為洪武初從洪洞遷皖的，這些和史書的記就是完全一致的(洪武初年曾先後向風陽移民三次，洪武六年遷山西及真定民於風陽，同年八月遷朔州民自故之十章及家屬於風陽

『貳』 介紹簡單介紹鄭州的地理位置和歷史

鄭州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中國八大古都之一 、國家六個大遺址片區之一 。鄭州歷史上曾五次為都 ，為中華人文始祖軒轅黃帝的故里 ，擁有不可移動文物近萬處，其中世界文化遺產2處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74處80項 。

『叄』 宋史 仇悆傳的古文翻譯

尹繼倫，開封浚儀人。父勛，郢州防禦使。嘗內舉繼倫以為可用，太祖以補殿直，權領虎捷指揮，預平嶺表，下金陵。太宗即位，改供奉官。從征太原，還，遷洛苑使，充北面緣邊都巡檢使。 端拱中，威虜軍糧饋不繼，契丹潛議入寇。上聞，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余，護送輜重數千乘。契丹將於越諜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於路。繼倫適領兵巡徼，路與寇直。於越徑趨大軍，過繼倫軍，不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彼南出而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但當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趣，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為胡地鬼乎！」眾皆憤激從命。繼倫令軍中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河、徐河間。天未明，越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其將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皮室既擒，眾遂驚潰。於越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寇兵隨之大潰，相蹂踐死者無數，余黨悉引去。契丹自是不敢窺邊，其平居相戒，則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以功領長州刺史，仍兼巡檢。 淳化初，著作佐郎孫崇諫自契丹逃歸，太宗詢以邊事，極言徐河之戰契丹為之奪氣，故每聞繼倫名，則倉皇不知所措。於是遷繼倫尚食使，領長州團練使，以勵邊將。淳化五年，李繼隆奉詔討夏州，以繼倫為河西兵馬都監。未幾，以深州團練使領本州駐泊兵馬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