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蝗蟲

1. 1948或1949是否在華北河南地區發生過蝗災有具體在哪一年

1942年河北省黃驊縣一帶的蝗蟲不僅把莊稼、蘆葦吃得一干二凈，連糊在窗戶上的紙亦吃得精光。一群飛蝗竄進農民屋裡，竟然咬破了孩子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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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鄉檔案館記載，「1942年8月，蝗蟲蔓延獲嘉、輝縣，遮天蔽日，方圓數十里，落地二三寸厚，數時禾苗葉莖盡被吃光。」

1942年，「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天冷手僵從車頂上摔下來）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只及過去的三分之一。
據河南籍作家劉震雲披露（見他的歷史報告作品《溫故1942》），在他的家鄉河南省延津縣，上歲數老人提起1942年，仍然不堪回首。「飛螞蚱那一年，一個村餓死幾十口。」「別提民國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壞得很！」劉震雲的二姥娘、三姥娘都做了流民，二姥爺、三妗子都餓死在路上。姥姥同村的郭有運，逃難中因賣小女兒為老母親看病，與老婆大打一場。老娘最終還是病死了。大女兒害天花死在洛陽教會的慈善院。扒火車去潼關，兒子掉到車輪下被軋死。等到陝西，全家六口只剩老婆和他，給人家放羊。不久老婆又被人拐跑，下落不明。郭有運命大，至今健在。回憶起往事，他說：「早知道一家人這個下場，哪用逃難啊，在家等死一家人死在一起也比這強。」

據當時重慶《大公報》駐河南戰地記者張高峰報道，在如此大面積受災和餓死人的情況下，國民黨政府向河南徵集的實物稅和軍糧任務數額一點也沒減少。陳布雷說，蔣介石根本不信河南有災，說省政府虛報災情。河南省主席的災情報告里有「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字樣，蔣介石大罵這是「謊報濫調」，見得太多了，嚴令河南的實物徵集數額不能緩免。

當時美國駐華外交官約翰·謝偉思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寫道：河南災民最大的負擔是不斷增加的實物稅和徵收軍糧。全部所征糧稅占農民總收獲的30％－50％，其實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稅，通過省政府徵收的全國性的實物土地稅，還有形形色色、無法估計的軍事方面的需求。

2. 1942年河南大飢荒，災情到底有多嚴重

1941年夏天，洛陽城內，四處彌漫著令人不安的情緒。

那時，日軍已經佔領了黃河北岸所有重要的渡口，他們的前哨部隊隨時即可兵臨城下，在洛陽的街頭已能清晰地聽到日軍的炮聲。尤其，當中條山失守，日軍騰出了更多的飛機來空襲這座城市的時候，人們感到，災難已經越來越近了。

當時，一名叫格蘭姆·貝克的美國畫家，剛好來到這座城市，他看到，「那些轟炸機整天在上空盤旋、俯沖、活像一群馬蜂在折騰一隻鼴鼠」「這城市就像個把木板拿開而現出原形的螞蟻窩，人們在連滾帶爬地亂跑」。

在塵土飛揚中，在越來越高的警報器的調門所製造的恐懼之中，到處都是驚慌失措出城逃難的人們。傍晚，當敵機遠去的時候，「朝西去的大路上就充滿了從洛陽出來的緩慢蠕動著的人群，有的步行，有的乘大車、人力車、排子車、汽車。……人們的叫罵呼喊傳到遠處的田地里，混成了一種持續不斷的低沉的音響，像只受傷了的野獸把血淌進一條長河時的沉吟。」（格蘭姆·貝克《一個美國人看舊中國》）

然而，當洛陽城內正籠罩在戰爭的恐懼和威脅下時，格蘭姆·貝克在周邊的農村卻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農民們在靜靜的田野中安詳地幹活，「當成千上萬精神失常的城裡人在鄉間亂跑的時候，你總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務實的農民及其家屬在忙著日常工作。全國農民好像用一條繩子織成了一張看不見的大網，把大家連在一起防止了那種如喪考妣的東逃西竄」。

一天，格蘭姆·貝克經過一個在地邊打歇的農民，他正在注視著那支長長的城裡人逃難的隊伍。當格蘭姆·貝克走近時，這個農民做了個姿勢，指著難民笑道：「他們沒有辦法！」然後，他用手指著自己和身後的村莊，驕傲地說：「我們有辦法！」

盡管對日軍的入侵並不感到害怕，但是那時，洛陽的農民們也有他們所擔心的事情。

失序的農村

1941年，當城裡人時時抬頭看天，害怕敵機來襲的時候，洛陽鄉下的人們卻眼巴巴地盼望著烏雲湧起。

那時，每天都有鄉下的小腳老太太，穿著專為趕集的好衣服，跑不了路的小腳穿著紅色的綉花鞋，進城去廟里燒香，祈求菩薩神仙們保佑給個好天氣，有的不遠數十里乘長途汽車而來，因不堪顛簸之苦而病倒。即便空襲期間，她們依然堅持進城，就像鄉里人不為城市遭受轟炸而擔心一樣，那些懶洋洋地靠在防空壕邊的城裡人，見有農村來的小腳老太太扭過，也會嘻嘻哈哈地譏笑她們。

那個夏天，格蘭姆·貝克看到的洛陽，也是一個正被乾旱威脅的地方，「為旱災所苦的田野，在萬綠叢中顯出一道道金色黃土的裂痕」「天空晴朗得毫無雨意」。從前一年開始，洛陽地區的降水量就明顯少於常年，到了1941年，人們苦苦等待的降雨也始終未至，旱情依舊在蔓延。

其實，又何止洛陽，一場大災的端倪已在整個河南平原顯露出來。那一年，幾乎全省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災害，農作物嚴重歉收。到了1942年，情況更糟。隴海鐵路沿線，各地春季缺雨，北風橫吹，麥收幾等於無；中部各縣也苦旱無雨，麥收不過二三成；豫南地區原本豐收可望，但不意行將麥收的時候，大風橫掃一周之久，緊接著陰雨連綿，農民坐視麥子滿地生芽，收成不過三四成而已，秋種之後，一連三月，滴雨未見，秋收更屬絕望。

那時，已有1/3土地被日軍佔領的河南，仍然是國民黨手上最豐產的省份，國民政府從那裡征購糧食供應著整個西北的軍隊、官僚和城市需求，這樣的負擔，令河南的農民在往年儲藏下的糧食早早告罄。他們已在典當冬衣以及本就少得可憐的財產，砍伐庭院中的樹木，以便籌資買糧來應對政府的橫征暴斂。

更為不幸的，到了1943年，仍然是蝗蟲、大水繼續肆虐。在自然界連年的暴戾之後，那塊曾布滿村莊與良田，耕種小麥、玉米、穀子、大豆與棉花，養育著3000萬生靈的廣闊土地，已變成一個滿目蕭瑟、赤地千里的世界。

於是，與日軍的入侵相比，農民眼前更為可怕的一場災難——飢荒，已經降臨河南。「在千千萬萬的村落中、山崖上、深澗里、陌頭和阡邊，都有餓得皮包骨頭的人，提著籃子，拿著鐮刀或系著鉤子的長竿，在四處尋覓，捕捉能夠救命的東西。」（李蕤《豫災剪影》）當野菜、樹皮、草根等也被吃光的時候，原本鎮靜的鄉村和藹溫順的農民們開始騷動起來。

本來傳統的村莊，即使大多數人都未受過教育，但也都在珍視傳統節日和倫常禮儀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長，使得融入其間的個體將穩定的秩序看得高於一切。然而，那時的河南農村，正如一位記者所見，滿眼都是毫無秩序的狀態，被飢餓驅使的人們，彷彿又回到了一個「野獸般的世界」。

集市上，到處出現了搶食的現象。當有人買了油條、大餅、饅頭一類吃的東西後，飢民乘其不備，突然搶下填到嘴裡吃著跑開，在將被追到時，就把鼻涕、唾沫弄在食物上，棄置地上，買主往往在對其一頓痛打之後，也便放棄了那被弄得骯臟不堪的食物。有的村莊，飢餓的農民們，聚眾強入殷富的人家，取走他們能夠帶得動的任何東西，沖入麥田搶走田間的穀物。殺人越貨的事件增加了，暴力的攻襲和劫掠，在鄉間好像傳染病一樣蔓延。

嚴酷的現實，摧毀了人類最基本的情感。在鄭州，一對瘋狂了的夫婦，為了在他們離家去找食物時，孩子們不會成為他們的累贅，就把他們的6個孩子綁在樹上。在心智慌亂之中，有一對父母，將自己的兩個孩子殺死，只是因為不願聽到他們嚷著要東西吃的聲音。一無所有的父母，為了換一口活命的糧食，毫不猶豫地賣掉自己孩子，女孩子們也會被外地來的妓院老闆以極低的代價帶走。更有絕望的家庭把所有的東西全部賣掉，換一頓最後的飽飯，然後自殺。曾經溫情脈脈的鄉村中，維系人心的傳統倫理：道德與禮儀、親情與憐憫統統都盪然無存。

在這樣一個人間，人們該如何應對那無盡的苦難？

無奈的逃難

在傳統的中國，應對自然災害，強大的集權政府往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當1940年代，河南的災荒已成事實時，國民政府或耽於抗戰，或礙於國際形象，卻遲遲不見任何及時有效的行動，廣大的災區簡直就是無政府的狀態。於是，當遍地絕望的時候，茫然無助的災民，只有向著更遠的有糧食的地方逃難。

1943年春，修武縣境內，能吃的東西全都吃了，人們還是填不飽飢腸轆轆的肚子。西村鄉當陽峪村是個1500人的村子，1942至1943兩年多的時間內便有1000多人相繼死去，大道旁、草屋內，餓殍遍野，飢屍縱橫。死亡的威脅下，大量的村民流落他鄉。農民韓黑旦，先是讓年僅11歲的長子隨人逃荒出走，隨後他也攜帶妻子和4歲的幼子去山西逃難，僅走到30里外的雙廟鄉境內，幼子就已餓死途中。

而與此同時，在十幾里外的楊樓村，楊秀山一家已到了隨時都會被餓死的地步，他們也決定要外出逃荒。因本家有個姐姐出嫁在徐州東邊的海州，聽說那邊生活好，便決定投奔，以圖有個照應。那時往徐州去，必須由開封搭火車，於是，一家5口人一邊討飯一邊趕路，去往開封。一路上不時見到餓死在路邊的屍體，有的衣裳也被脫去。在開封車站，到處都是往東逃荒的災民，火車是露天貨皮車，人們拚命地往上擠，有的踩著別人的頭向上爬，不時聽到陣陣慘叫聲。火車開動後，有的家庭，有人上車了，有人還未上去，那撕心裂肺的哭喊聲無論誰聽了都會掉淚。而在車站周圍，一些被擠散走失的老人、婦女和孩子，有的守在原地不敢離開，最後就餓死在那裡。

也是在那時，博愛縣的寨豁山區，百分之八九十的農戶已斷炊，無可奈何，就挖野菜、捋樹葉、刨草根、剝樹皮，維持度日。很快，樹葉被捋光了，草根刨凈了，嫩綠的小樹被剝得白白的，但飢荒仍在加重，於是，陸陸續續的，山區總共的2000多戶人家中，有1600多戶，開始逃難而去，他們沿途乞討，遠走他鄉。

在孟縣，那些年景，兵、旱、蝗、疫等災害幾乎一起襲來，其程度之深，時間之長，都是歷史罕見，全縣共死亡3萬多人，至少10萬餘人外出逃命。那時，黃河北岸已被日軍佔領，南岸的渡口則被國民黨軍隊常年關閉，一部分西逃的難民只有每逢清晨薄暮，用囊帶、葫蘆作為救生圈，泅過危險的激流，偷渡黃河，逃亡西安、寶雞。還有一些逃荒者，則徒步跑到沁陽，擠上道（口）清（化）鐵路的悶子車，輾轉逃到豫東、蘇北、皖北一帶販賣估衣、首飾等，有不少婦女兒童被帶到那裡後則被賣給富家當起了雜工、小妾和童養媳。

河南省的西南數縣，是那場災難影響較小的區域，田野里，秋禾一片青蔥，蓬蓬勃勃，生機盎然。然而，從舞陽往西，在許（昌）南（陽）公路上，卻又有著另一種慘相：一輛輛推車，推著災區出來的婦女，有的在啜泣，有的帶著淚痕，有的躺在車子上用手蒙著臉……這些大都是來自許昌、臨潁一帶的婦女，是被「人客」販賣到南陽、鎮平、內鄉一帶去「逃活命」的。

那時，在幾乎遍及全省的災區內，每一個村莊，每一個縣城，每一座車站，每一條公路都在經歷著相似的故事與苦難。

一批批面黃肌瘦的人們，或數十口成群結隊，或一家人扶老攜幼，紛紛走出他們的村莊，走出他們或許從未離開過的縣境，然後與那些來自四面八方，經歷著同樣的命運而又素不相識的人們走到同一處難所，又交匯到同一條公路，最終，在飢餓的河南，聚集成一個300萬人的難民潮。

3. 河南洛陽螞蚱泛濫是193幾年

答；具體這復個事情外祖制父給我做了如下講述，當時是鋪天蓋地的蝗蟲，幾乎看不見天空的縫隙，人們餓殍遍地，曾經出現人吃人的現象，賣兒賣女的也有。在這期間，他做了兩件事情；一，帶領鄉鄰撲殺蝗蟲；二；採集草葯和野草，挽救了無數人的性命，包guo外地逃亡者和路邊的流浪漢均有施救。

4. 為什麼黃河是蝗蟲的多發區

我們將這一時期的蝗災分為唐前期、後期分別統計,以說明其時間分布及一些具體情況。統計說明: 1.資料范圍:以5新唐書6、5舊唐書6、5冊府元龜6、5唐會要6為基本史料,參照筆記小說等資料,雖然已有學者做了相關工作,但因存在統計標准不同和錯漏等問題,故筆者重新進行統計。2.蝗災的界定。所謂蝗災,是指蝗蟲造成的災害超過了人類的抵禦能力,從而影響了人們正常的生產生活。所以,若史料中有蝗蟲害稼的記載,但規模影響較小,就不能算作蝗災。º3.蝗災次數的界定。如何認定蝗災發生的次數,學界看法稍有不同。鄧拓先生指出:/凡見於記載的各種災害,不論其災情的輕重及災區的廣狹,也不論其是否在同一行政區域內,只要是在一年中所發生的,都作為一次計算。0»他認為唐代共有34年發生蝗災,鄧氏的統計方法得到學者的廣泛採用。筆者以為,鄧氏的統計方法存在不太合理的地方,從蝗蟲的生物特性看,蝗蟲從蝗卵到蝻蟲再到成蟲的發育大約需要兩月時間,因此一年中間隔三個月以上的兩次蝗災記載,可記為兩次。如開成四年(839)的蝗災記載:五月,/天平、魏博、易定等管內蝗食秋稼0¼,六月,/天下旱,蝗食田0½,八月,/鎮、冀四州蝗食稼,至於野草樹葉皆盡0¾,十二月,/鄭、滑兩州蝗,兗海中都等縣並蝗0¿。據5舊唐書6卷三七5五行志6記載,開成四年是一次大蝗災。所以,開成四年五、六、八月的蝗災可能是一次。而十二月這次蝗災由於時間相距較遠,則應另算一次。按照這種方法統計,唐代約有蝗災48次。需要說明的是,每次蝗災的范圍常波及數道,統計時各道分別計入一次,所以統計的蝗災總次數當多於48次。4.筆者以貞觀十道為單位進行統計。貞觀十道比起開元十五道每道的面積相對較大,更便統計與說明,從節省篇幅的角度考慮,每次蝗災不一一統計,而以十道為單元計入。應該承認,我們所據資料的本身具有局限性。比如,國都附近、人口稠密及交通便利的地方,蝗災可能報告及時,其他地區就可能遺漏。即使沒有被遺漏,記載本身也會有問題,如高宗永徽元年( 650),/雍、同、絳等九州旱蝗0À。除了所記三州外,其他六州就不得而知了,故統計的不可能是實際發生的全部蝗災。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能看出這一時期蝗災發生的大致特點: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四道為全國蝗災的重災區。從蝗災發生的次數看,唐、五代時期,關內道發生蝗災15次;河東道9次;河北道20次;河南道23次,總計67次,其他諸道總和僅16次,黃河中下游地區佔全國蝗災總次數的80172%。唐後期黃河中下游地區蝗災發生的次數增多、頻率加快,是這一時期蝗災發生的一個突出特點。黃河中下游四道在唐前期發生蝗災21次,後期34次。從各道蝗災發生的次數看,關內道前期5次,後期8次;河東道前期3次,後期4次;河北道前期8次,後期8次;河南道前期5次,後期14次,除河北道前期與後期持平外,各道蝗災發生次數後期均高於前期。從這一地區蝗災發生的頻率看,唐前期137年間,平均6152年發生一次;後期152年間,平均4147年發生一次。可見,蝗災發生的頻率呈不斷增快的趨勢。唐後期屬動亂時期,資料當有遺漏,這一趨勢應較可信。我們還可以根據史料對唐、五代時期蝗災發生的月份進行統計。黃河中下游地區:一月1次,二月1次,三月4次,四月4次,五月8次,六月10次,七月7次,八月6次,九月1次,十二月2次。全國:一月1次,二月1次,三月4次,四月4次,五月10次,六月10次,七月8次,八月6次,九月1次,十二月3次。可見,蝗災發生的最高峰是5、6月份,其次是7、8月份,這個結果與陸人驥先生等的統計結果一致Á。上述史料中,還有一些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蝗災沒有月份只有季節記載,我們也分別統計如下:春季1次、夏季8次、秋季8次。若將前面的月份摺合成季節與此相加,則得出:春季7次;夏季30次;秋季22次;冬季2次。可見,蝗蟲適宜在較高溫度的夏季生存,冬季氣溫最低蝗災也最少。這和當代專家的觀察相一致。Â唐代蝗災發生頻率與國家治亂關系密切,蝗災一旦發生,絕非少數人力所能防治,必須依賴集權國家的力量。唐前期統治者勵精圖治,對蝗蟲的防治十分重視,而後期則戰亂不斷,國家無力集中力量對蝗災進行防治,造成蝗災次數增多,頻率加快。二、蝗災的區域分布我們以開元時期的府、州為單位,對黃河中下游地區發生的蝗災進行統計,唐後期記於藩鎮名下的蝗災,我們則計入相應府、州。據統計,河南道的28州中有25州出現蝗災,其中以河南府、兗、青、曹、海等地發生次數最多。河北道的25州中有22州發生蝗災,其中貝州、相州、澶州、滄州等州較為嚴重,河北道蝗災的多發區主要分布在該道的南部地區。關內道的27州中有9州發生蝗災,其中京兆府發生蝗災10次,同州7次,居全國首位,蝗災多發州都集中在京畿道。河東道的18州中9州發生蝗災,蝗災最嚴重的是蒲州、絳州、晉州,這三州均分布在本道南部沿黃河一線。蝗災發生地最北端是河北道的幽州附近,西到關內道的隴州,東到海,南以淮河為界。可見,蝗災的主要發生區均在黃河沿岸,而河南道又是黃河中下游地區也是全國蝗災發生次數最多、波及范圍最廣的地區。唐朝後期,黃河中下游蝗災還有向南擴散的趨勢。唐前期淮南道沒有蝗災發生,而後期發生4次。淮南道應該不是蝗災的原發區,或者說蝗蟲可能不是淮河流域固有的天然物種,而是黃河中下游蝗蟲發生區擴散的結果。從唐後期各道蝗災的發生次數看,河北道蝗災8次,與前期持平;河東道由3次增加到4次,增加1次;河南道蝗災由5次上升為14次,增加9次;關內道蝗災由5次上升為8次,增加3次;淮南道則由原來的0次增加到4次。從總體看,最北面的河北道前後期持平,河東道增加一次,由於唐後期蝗災次數大規模增加,此二道相對持平,已是相對減少趨勢;南面一些的河南道、關內道、淮南道增加較多,蝗災可能已由河北、河東二道向淮南擴散。宋代以後,蝗災進一步南移、擴散至江蘇、浙江、安徽等地。lv三、蝗災頻發的原因綜上所述,唐、五代時期,河南道各府州見於史料記載的蝗災次數是82次,河北道64次,關內道38次,河東道27次,黃河中下游地區各府州共有蝗災記載211次。蝗災的高發區主要集中於黃河沿岸。有了蝗蟲發生區域的認識,結合這些地區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這一區域蝗災頻繁的原因。第一,地形直接影響了黃河中下游地區蝗災的分布。從上文可知,河南道、河北道蝗災發生范圍非常廣,而河東道則集中於蒲州、絳州、晉州,關內道集中在京畿道。這是因為黃河中下游的蝗災主要是由東亞飛蝗造成,它適宜生存的海拔高度一般在200米以下。lw河南道、河北道、均屬於華北平原中部的黃淮海平原和東部的山東丘陵,在地形上具備了發生蝗災的條件。可見,蝗災在河南、河北兩道分布較廣,與這里是大平原有直接關系。河東道海拔大約在1000)1500米,關內道海拔在500)1000米,從地形上看,似乎不具備發生蝗災的條件。關內道的蝗災基本集中在位於關中平原的京畿道,海拔在200)500米,河東道蝗災嚴重的蒲州、絳州、晉州,均位於汾河平原,海拔也在200)500米,蝗蟲還是可能生存的。可見,地形對於蝗災的出現是至關重要的。第二,黃河中下游的氣溫適宜蝗蟲生存。/東亞飛蝗蝗卵起點發育溫度為15e;蝗蝻起點發育溫度為18e,但整個生長期至少須經歷日平均溫度25e以上的天數30個,方能完成發育與生殖。0lx因此,蝗災的發生季節多集中於夏秋兩季。黃河中下游地區春旱少雨的大氣候環境正好孕育了第一代蝗蟲,這是夏蝗多於秋蝗的重要原因。6、7月份雖集中降雨,由於夏季溫度高、蒸發快,一般的降雨不會對蝗卵構成威脅,第一代蝗蟲此時下卵, 8、9月份持續高溫,又成為第二代蝗蟲發生的重要條件。蝗災的發生還與冬季氣溫密切相關。據劉昭民研究,唐代冬季無雪的年份達19次,居中國歷史上各朝代之冠。ly當代學者認為:夏蝗在每年的9月或10月產卵,在冬季日平均溫度- 10e以下不超過20天或- 15e以下不超過5天的地區,蝗卵均能安全越冬。lz冬季無雪,說明氣溫相對較高,對蝗卵越冬比較有利,預示著來年有可能發生蝗災。筆者翻檢史料,發現無雪之年與蝗災之年大體吻合。如:貞觀二十三年( 649)無雪,次年,/蘷、絳、雍、同等州蝗0l{。很可能是上年的蝗卵越冬所致。第三,黃河沿岸的地理環境也是導致蝗災發生的原因之一。黃河地區夏季雨量集中,由於黃河河床寬闊,河水漫流,兩岸灘地不能正常利用,很容易成為蝗蟲的滋生場所。黃河中下游地區是小麥等農作物的重要產區,水患之後的河灘又是蘆葦生長的良好場所,這些都是蝗蟲喜食的植物,從而為蝗蟲的發生提供了食物來源。第四,蝗災與旱災關系密切。旱災常常引起蝗災的發生,這是唐代人已經認識到的問題,故常常/旱蝗0連稱。資料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如永淳元年(682),/關中大旱0,當年/三月,京畿蝗,無麥苗。六月,雍、岐、隴等州蝗0l|。咸通二年( 861),/秋,淮南、河南不雨,至於明年六月0l}。咸通三年,/夏,淮南、河南蝗旱,民飢0l~。旱災發生地均與蝗災發生地吻合,說明旱災與蝗災是有聯系的。此外,水災和蝗災也有一定關聯。當代有學者認為,如果某年發生水災,來年接著發生旱災的情況下,極易發生蝗災。唐代也有這樣的例證,如永淳元年,/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0mu。

5. 河南有養蝗蟲 的嗎

這玩意還有人養啊,有的地方都成災了.

6. 中原蝗蟲屬於那種類型

這個是初2的題書上都有。答案是
屬於不完全變態
。
屬於這種發育類型的昆蟲有蟋蟀、螻蛄、螳螂。

7. 蝗蟲的災害會到河南嗎，和鄭州

蝗蟲的災害會到河南和鄭州嗎蝗蟲怎麼會到河南和鄭州呢河南鄭州又不是莊稼是個名字他來吃什麼呢所以他不會來

8. 河南方言螞蚱怎麼說

老扁。

9. 2020年的那個蝗蟲成災是真的還是假的

看下這次蝗災的行進路線，2019年1月，第一批蝗蟲群蔓延至葉門、沙烏地阿拉伯的其他地區2019年夏季，蝗蟲群跨越紅海和亞丁灣進入衣索比亞和索馬里飛越紅海進入了中東、南亞，目前正在巴基斯坦、印度，而印度和中國就靠在一起，直線距離也就400KM左右。盡管中國跟印巴之間有著天山、昆侖山和喜馬拉雅山脈的天然屏障，沙漠蝗群遷飛進入我國的可能性較低，但不排除蝗群會從印度西部向東遷飛，進入緬甸、寮國等東南亞國家。根據我國幾千年來史籍的記載，造成農業上毀滅性災害的蝗蟲，主要就是飛蝗，並認為乾旱與飛蝗同年發生的機遇率或相關性最大，其次為前一年乾旱以及先澇後旱，螞蚱成片；蝗蟲災害與水、旱災害常此起彼伏，交替發生，一直是嚴重威脅我國農業生產、影響人民生活的三大自然災害。
早在公元前 2470 年至 2220 年，古埃及人在墳墓上雕刻了蝗蟲；聖經《出埃及記》中提到，毀滅性的瘟疫，與蝗蟲有一定關聯；而在古蘭經中，也同樣提到過蝗災。通常在改變風向或天氣之後，這些蝗群就會繁殖蔓延，後果是災難性的。
來看看近代史，1985年秋，天津北大港東亞飛蝗高密度群居型蝗群將10多萬畝葦葉和幾百畝玉米穗葉吃光後，於9月20日中午起飛南遷，蝗群東西約寬30餘公里，降落到河北省的滄縣、黃驊、海興、鹽山和孟村5個縣和中捷大港兩個農場，波及面積達250萬畝。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群居型東亞飛蝗第一次跨省遷飛。
1987年在阿勒泰地區發生群居型飛蝗46群，平均密度1000～2000頭/平方米，發生面積約5.15萬公頃。新疆蝗蟲受災面積達3005萬畝，在塔城阿勒泰地區密度達每平方米上萬只。
1998年，東亞飛蝗的夏蝗在山東、河南、河北和天津等8省發生在80萬公頃以上
1999年，東亞飛蝗的夏蝗在山東、河南、河北和天津等9省又發生80萬公頃以上。蝗蟲又肆虐河南，受災面積237.5萬畝，部分地區蝗蟲密度達到4000餘只/平方米，面積之大，蟲口密度之高，是河南25年來所未見。
2001年，我國黃淮海地區連續嚴重發生蝗災，甚至遼寧葫蘆島等地也出現過飛蝗災害，據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的統計，2001 年我國東亞飛蝗發生面積約191.6萬公頃(未包括海南省發生的面積)。